西风东渐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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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化，或许是外国求职者给老上海带来的最大影响

　　1933年，24岁的乔治·斯图尔特乘着远洋海轮第一次离开了英国老家。

　　当轮船驶进上海的黄浦江时，斯图尔特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雄伟的欧式建筑，口香糖和香烟的广告牌，码头上密密麻麻的人--这哪里是他想像中有着几千年封建王朝历史的中国!斯图尔特是受伦敦汇丰银行的委派，到上海工作的。他是当时成千上万到上海打洋工者中的一员。

　　摩登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

　　1899年，上海英美租界改称上海国际公共租界后，外侨的数量差不多每10年增加1万人，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增长更快，最高峰时的人数有15万之多，国籍达58个。这些外侨来到上海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为了淘金，有的为了找工作，有的为了逃难。他们的职业也极其广泛：洋行老板、传教士、领事馆人员、新闻记者、医药师、建筑师、小商贩、乐队指挥、芭蕾舞演员、木工、面包师、巡捕等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有些在西方本土属于边缘性的人物，来到上海之后，便显示出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如英国男人大热天西装革履，英国女人则摆出贵妇人的架子，手帕掉在地上，还要拉铃叫仆人来捡。而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可能只是平头老百姓。当时在上海生活过的一些侨民返回母国后，依然留恋在上海的日子。一位生长在上海的英国女士，过着极其优越的生活，在上海滩也小有名气。但当她35岁那年随丈夫返回英国之后，一直不习惯英国的生活，49岁便去世了。在当时中国第一批开放的通商口岸中，西方人最青睐上海，其中也有人文因素。比如，西方人认为，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所以，开埠以后，西方人进入上海远比广州要顺利得多。

　　红头阿三：为谋生而奔波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都是有权有势之人，但事实上，上海的外侨也有三六九等，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谋生而奔波着。

　　老上海人对租界里的红头阿三记忆尤为深刻。86岁的邓芝英老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的印度巡捕都缠着红色头巾，他们老是说Isay，听起来就像阿三。所以，我们都叫他们红头阿三。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在上海人眼中，印度巡捕的地位低于西捕和华捕，列第三位，故称阿三。

　　红头阿三们的工作时间长，几乎没有消闲和娱乐时间。印度巡捕来自英国殖民地，所以在上海租界里，印度人都要低英国人三分。

　　据档案资料记载，从1895年到1931年，有4位锡克人警察卒于上海，他们的财产总数只有约200英镑，人均50英镑。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他们把大部分收入寄回了贫穷的老家。自力更生的俄罗斯人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爆发，大量俄国人逃离了家乡，他们坐火车、乘船甚至步行至上海。他们虽然来自俄罗斯的各个阶层，但到了上海，就是一无所有的难民。在俄罗斯帝国前总领事格罗瑟的帮助下，上海的俄侨在水厂、发电厂、煤气公司等地找到了工作。

　　84岁的姚福贵老人曾经看到过俄罗斯人在码头做搬运工的情景。姚福贵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那些白俄跟中国人一起干活，吃大饼，喝自来水。但是看得出来，他们以前并不是干这种粗活的人。不过，俄国人的窘迫状况并没有维持很久。上海社科院欧亚研究所的俄侨研究专家汪之成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俄罗斯人逐渐摆脱了底层的生活，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谋到了更好的工作职位。上海的俄侨社区开始进入繁华时期。当时，俄罗斯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成为了工厂里的技术骨干。还有一些人在汇丰银行等大公司里找到了职员的工作，每月薪水有二三百银元。当时1银元可以买40斤大米。据汪之成介绍，法租界中的霞飞路(现为淮海路)上，当时有700多家商店是俄国人开的。更加鲜为人知的是，许多上海的老字号，其前身都是俄罗斯人的店铺。如正章洗染店、老大昌等。

　　邬达克的艺术天才

　　建造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国际饭店，是当时亚洲最高的摩天大楼，名扬海内外。而他的设计者则是一个落难上海的匈牙利人邬达克。

　　出生于斯洛伐克一个建筑世家的邬达克，1914年毕业于布达佩斯皇家学院，同年作为军官加入奥匈帝国的军队，之后被俄罗斯军队抓获，送到西伯利亚战俘集中营。1918年，邬达克流亡到上海。从1918年到1938年，邬达克在上海留下了几十件建筑作品，包括医院、俱乐部、学校、银行、教堂、电影院、剧院、高层公寓、私家别墅、旅馆和办公大楼。其中，国际饭店使他一举成名。之后的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慕尔堂(现名沐恩堂)等上海一些最知名的建筑都出自其手。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成为了展示世界近代建筑风格的大舞台。在古典主义盛行的那个年代，邬达克旗帜鲜明地率先推出现代主义风格。国际饭店和大光明电影院就是中国西式建筑转向现代主义的典型标志。

　　自我封闭的日本人部落

　　一般人们总认为，当时洋人的心态就是优越感。然而，在这种优越感的背后，还有一种强烈的封闭心理。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助理周武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时外国人的数量仅占上海总人数的5％。被华人包围的生存状态，实际上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外国人往往通过本国社团来增加自己的势力，寻求一种安全感。日本人就是抱团的典型。

　　1904年，日俄战争后，以纺织业为首的日本资本开始大量涌人上海。1915年后，日本人成为居住在上海人数最多的外国人。

　　除了在上海投资建厂、做生意之外，大多数日本人都来自贫苦农村，到上海靠开杂货店自谋生计，是标准的个体户。他们的店铺都在日本人聚居的社区里，有小旅馆、理发店、料理店、皮鞋店、糖果店等。此外，日本社区还有学校、医院、银行等公共配套设施，日本人的聚居地完全就是小东京。日本人的特性就是这样，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日本问题研究专家陈祖恩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时中国的抗日情绪也让日本人与华人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因为在日本社区里应有尽有，所以日本人也没必要花心思学中文，与中国人打交道。老克拉西化，或许是外国求职者给老上海带来的最大影响。

　　在如今闹中取静的上海老洋房社区中，你还能经常碰到这样一群与众不同的老人：他们冬天不穿保暖的羽绒服，而是里三层外三层地穿套装：衬衫、领带、背心、外套、大衣，外加一顶礼帽。虽然套装的款式很老，但质地考究；虽然看上去已经很旧，但穿起来绝对一板一眼，毫无拖沓之处。

　　在上海，像这样的老人，有一个专门称呼一一老克拉。这是英文O ldClass的音译。这个群体的最大特点是受过洋化教育，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处世态度都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如今虽不显昔日风光，但风度气质依旧。

　　过去的老克拉们不仅衣着讲究西式，吃西餐、喝下午茶、到咖啡馆约会也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具代表性的西化影响就是他们操着一口正宗的英语。

　　今年85岁的毛履亨老人曾经在瑞士人开的慎余洋行中做过职员。当毛履亨17岁刚进洋行作练习生时，他白天工作，跟着大写(仅次于经理级别的职务)学英文打字，晚上就去学校补习英文。

　　在洋行里，毛履亨从练习生一直做到大写，事业非常顺利。他不仅精通洋行里做贸易的一整套流程，还从外国人那里学会了上电梯要让女士优先的礼仪。

　　在他的记忆中，老板康茂的一句人生哲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Life not by mouth．must byyourhands．(生活是靠双手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凭一张嘴说出来的。)

　　除了受西方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在商业领域也从洋人那里学会了契约意识。

　　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讲究信誉，但大多只信任亲戚，或仅凭江湖义气，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史研究室主任马学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而西方的商业行为则有契约和制度环境的保障，如法庭、律师等。所以，当时的中国买办发现，与外国人打交道，人际关系不是最重要的，契约才是外国人最看重的。

　　与此相适应，诚信调查机构也在当时的上海应运而生。

　　如今的上海又提出了打造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大量外资企业和外国劳动力纷纷涌人。这座远东大都市又再现当年的摩登与繁华。虽然时过境迁，面对西风东渐，最重要的可能还是那句老话一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陆洋／上海报道）（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