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芙蓉门事件与乌托邦的困局--我对北大情结现象的评论

风石堰

北大芙蓉门事件与乌托邦的困局

芙蓉姐姐事件之所以能够引发这么多新闻媒体的“扒粪者”纷纷跟进，一个主要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它能够在清华、北大这些顶尖大学的论坛上掀起一股股翻天覆地的热潮，所以说，北大、清华已经成为新闻媒介的“新闻敏感性”关注的重点对象，这种关注正好又迎合了我等大众对这些“非凡夫俗子们”的窥探和仰慕欲望，才会形成媒体影响力的奇迹。相对于芙蓉姐姐事件的搞笑和滑稽色彩，北大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去年七月中旬的北大德怀门事件尚未尘埃落定，国庆期间围绕校门是否向游客开放问题的讨论又甚嚣尘上，一个校园管理的具体而微的事件迅速地被升格为关乎北大自由传统的精神事件。前者关乎博士生招考制度的程序正义问题，其本质是对朱苏力行为以及相关的招生制度是否公正的辨析和争论，后者更是似乎直接关系到一向以兼容并包的自由精神享誉世界的北大的底线与品质，北大门的开放与否的象征意味同当年北大南墙的拆毁与重建的精神意义并置在一起，接受来自社会舆论的全面检讨，并立即成为公共空间的焦点和批评的重心。
任何事件都必须被纳入一种历史维度或者情境空间才可以得到有效的分析，也才能照亮它被激烈的甚至是狂热的话语交锋遮蔽的真实面相。事实上，北大在当代中国已经在扮演民主橱窗或者自由主义精神家园的社会角色，它的合法性建立在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历史与北大的孪生关系，尤其是1917年前后精英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从皇宫转向北京大学，“知识分子由依附强权，充当幕僚、‘国师’，因而终不免为‘官的帮忙与帮闲’，转向依靠自身，充当思想启蒙的主体，实现思想、学术、教育、文化、文学的独立，彻底走向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成为独立、自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从而建立起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的范式。”（钱理群语），北大一跃而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摇篮，北大人成为“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当仁不让的知识群体。在此后的历史旅程中，北大在每一个重大关口都体现了它的“常为新，改造运动的先锋”的精神特征。这样的精神历史自然成为北大人乃至所有热爱自由、民主的国人的骄傲。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对北大精神和历史的发掘和颂扬达到顶点，一时间很多人言必称北大，有关北大的系列书籍纷纷出版，如《北大往事》、《北大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先声》等，在充满怀旧的叙述和追溯中北大自身的精神面貌反而日趋模糊，在众口一词的赞扬声和单向度的认肯中北大被推上神坛，成为孑然一身孤立在人间世的精神乌托邦。本应通过文字、图片和影象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北大精神反而迅速地被悬置在一个遥不可及的神龛里，北大成为自由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飞地，只能被无限地尊敬而无法被人们亲近。
上述是在近些年来对北大的一种叙事，这种叙事成为神话叙事的北大版本，通过对北大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一套完整的叙述，使北大的神圣性成为与整个现代中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精神母体，在将北大脸谱化的英雄叙事中，北大精神就成为一个被架空的空洞的意识形态的符号，无法扩散到社会生活的精神领域中去。与此同时，另一种关于北大的叙事同样在声势浩大地进行，可以简单地将之概括为商业意识形态或世俗意识形态的叙事，在图书市场和大众传媒领域，关于北大的图书穷形尽相，诉诸北大的话题经久不衰，诸如在北大等你，北大教你成才，北大高考状元的现身说法，北大人教你“寄托”（即GRE、托福）等等。这些叙述迎合了急于获得成就的读者和观众的心理，成为他们在学校和职场拼搏的“圣经”，对于一些学生来说生活的全部就被直接化约成考上北大这一件事，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只有紧紧跟随北大人这批精英（主要是职业成就）的步履，领会到他们弄潮的风向，才能搭上通向成功之路的便车。与前面顶礼膜拜北大精神的人群截然不同的是，这些人欣赏和靠近北大的主要原因是北大人的人生智慧和审美趋向能够为他们的生活理想灌注动力和趣味。这种实利取向的选择以及围绕其的世俗叙事事实上的社会影响力更大，与前述“高调”的神圣叙事形成饶有趣味的对比。
围绕北大的这两种叙事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抗性的，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仔细考量却能发现它们的“异质同构性”，在对精神自由与世俗成功的“二水分流”式的不同追求的表象下，掩盖的或者说透露的恰恰是二者的“同构性”，即二者都是把北大和北大人放置在一个远离凡夫俗子的层级上，只不过前者是精神序列的顶端，而后者是物质成就的极致而已，都是被推到了极端。只有在厘清了这两种不同的关于北大的叙述并且发现其共通性的秘密之后，才能体会围绕北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意味。近些年发生的王铭铭事件、北大改革事件与现在的德怀门事件显然都属于同一个序列，关乎学术公正和制度正义的问题，这两个事件的发生显然与受众的期待存在明显的断裂，被北大神圣叙事鼓噪的受众在心理上自然难以接受中国最圣洁的地方竟然会发生这种“肮脏的事情”，而且他们沿着这个逻辑推演开来就会怀疑整个学术环境和体制的正义、纯洁。这些校园事件迅速地进入公共领域，并升格成公共事件显然与北大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向标关系密切，也与当代的大众传播媒介对北大形象的两套叙述有关（即前面所讲的神圣叙事与世俗叙事）。相比之下，北大才子陆步轩卖肉事件与当下的北大校门事件则呈现出轻喜剧的色彩，前者的个人人生悲剧的时代内涵被媒介有意或无意地遮蔽，而成为社会民众以各种心态“观看”的源自北大的“人文景观”，北大才子与“卖肉”的词语组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传播效应，因其逸出两种叙事的范围而被热烈的讨论，最后竟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事件。至于北大校门事件更是出乎管理者的意料，本来一个自治范围内的暂时性强制管理措施迅速地被演义成一个公共事件，校门的开放与关闭隐喻着北大自由精神的兴盛与衰竭。公众的这种反映自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近些年来以北大为核心词汇的舆论宣传、造神运动存在隐秘的因果关联。正因为北大在其自身的叙事中成为自由、民主和正义的象征空间，所以其轻微的行径也会在脆弱而敏感的大众中激荡强烈的反弹。
其实透过纷纭的表象和激烈的论争，毋宁把围绕北大展开的热闹的公共事件理解为大众的一种“消费行为”，这种对北大的消费行为折射的是真实的北大精神的消隐和解体，北大成为大众茶余饭后消遣的对象和谈资自然是北大和北大人的悲哀。这就揭示出，任何时代都不能把一个人或者一座校园神圣化，并把所有的社会理想寄托在他们的自我改善和社会推广上，而必须注重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对自由、正义等理想价值进行思考，并通过全民的努力把这些价值接榫到社会的机体中去，这样之后北大的精神才可能被真正地理解和普及，并成为社会进步的众多助力中的一种。否则，北大就会仅仅是北大人的北大，而且是被民众消费和误解的北大。刘军宁曾经指出：“中国的读书人对北大传统的认同，不是对北大门户的认同，而是对北大传统中所凝聚的、所代表的开放的、自由的价值观的认同。如果把北大传统仅仅归结为北大自己的功劳，或者仅仅归结为北大校园之内的传统，我觉得这是不恰当的。”也许这才是解构关于北大的两套叙事的一个逻辑起点，从而使北大成为全体爱自由的人们的共享和亲近的北大，而不再只是一个噱头或一场闹剧或一个让人敬畏而无从接近的符号，让北大不再孤独。

风石堰

北大芙蓉门事件与乌托邦的困局

芙蓉姐姐事件之所以能够引发这么多新闻媒体的“扒粪者”纷纷跟进，一个主要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它能够在清华、北大这些顶尖大学的论坛上掀起一股股翻天覆地的热潮，所以说，北大、清华已经成为新闻媒介的“新闻敏感性”关注的重点对象，这种关注正好又迎合了我等大众对这些“非凡夫俗子们”的窥探和仰慕欲望，才会形成媒体影响力的奇迹。相对于芙蓉姐姐事件的搞笑和滑稽色彩，北大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去年七月中旬的北大德怀门事件尚未尘埃落定，国庆期间围绕校门是否向游客开放问题的讨论又甚嚣尘上，一个校园管理的具体而微的事件迅速地被升格为关乎北大自由传统的精神事件。前者关乎博士生招考制度的程序正义问题，其本质是对朱苏力行为以及相关的招生制度是否公正的辨析和争论，后者更是似乎直接关系到一向以兼容并包的自由精神享誉世界的北大的底线与品质，北大门的开放与否的象征意味同当年北大南墙的拆毁与重建的精神意义并置在一起，接受来自社会舆论的全面检讨，并立即成为公共空间的焦点和批评的重心。
任何事件都必须被纳入一种历史维度或者情境空间才可以得到有效的分析，也才能照亮它被激烈的甚至是狂热的话语交锋遮蔽的真实面相。事实上，北大在当代中国已经在扮演民主橱窗或者自由主义精神家园的社会角色，它的合法性建立在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历史与北大的孪生关系，尤其是1917年前后精英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从皇宫转向北京大学，“知识分子由依附强权，充当幕僚、‘国师’，因而终不免为‘官的帮忙与帮闲’，转向依靠自身，充当思想启蒙的主体，实现思想、学术、教育、文化、文学的独立，彻底走向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成为独立、自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从而建立起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的范式。”（钱理群语），北大一跃而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摇篮，北大人成为“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当仁不让的知识群体。在此后的历史旅程中，北大在每一个重大关口都体现了它的“常为新，改造运动的先锋”的精神特征。这样的精神历史自然成为北大人乃至所有热爱自由、民主的国人的骄傲。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对北大精神和历史的发掘和颂扬达到顶点，一时间很多人言必称北大，有关北大的系列书籍纷纷出版，如《北大往事》、《北大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先声》等，在充满怀旧的叙述和追溯中北大自身的精神面貌反而日趋模糊，在众口一词的赞扬声和单向度的认肯中北大被推上神坛，成为孑然一身孤立在人间世的精神乌托邦。本应通过文字、图片和影象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北大精神反而迅速地被悬置在一个遥不可及的神龛里，北大成为自由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飞地，只能被无限地尊敬而无法被人们亲近。
上述是在近些年来对北大的一种叙事，这种叙事成为神话叙事的北大版本，通过对北大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一套完整的叙述，使北大的神圣性成为与整个现代中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精神母体，在将北大脸谱化的英雄叙事中，北大精神就成为一个被架空的空洞的意识形态的符号，无法扩散到社会生活的精神领域中去。与此同时，另一种关于北大的叙事同样在声势浩大地进行，可以简单地将之概括为商业意识形态或世俗意识形态的叙事，在图书市场和大众传媒领域，关于北大的图书穷形尽相，诉诸北大的话题经久不衰，诸如在北大等你，北大教你成才，北大高考状元的现身说法，北大人教你“寄托”（即GRE、托福）等等。这些叙述迎合了急于获得成就的读者和观众的心理，成为他们在学校和职场拼搏的“圣经”，对于一些学生来说生活的全部就被直接化约成考上北大这一件事，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只有紧紧跟随北大人这批精英（主要是职业成就）的步履，领会到他们弄潮的风向，才能搭上通向成功之路的便车。与前面顶礼膜拜北大精神的人群截然不同的是，这些人欣赏和靠近北大的主要原因是北大人的人生智慧和审美趋向能够为他们的生活理想灌注动力和趣味。这种实利取向的选择以及围绕其的世俗叙事事实上的社会影响力更大，与前述“高调”的神圣叙事形成饶有趣味的对比。
围绕北大的这两种叙事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抗性的，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仔细考量却能发现它们的“异质同构性”，在对精神自由与世俗成功的“二水分流”式的不同追求的表象下，掩盖的或者说透露的恰恰是二者的“同构性”，即二者都是把北大和北大人放置在一个远离凡夫俗子的层级上，只不过前者是精神序列的顶端，而后者是物质成就的极致而已，都是被推到了极端。只有在厘清了这两种不同的关于北大的叙述并且发现其共通性的秘密之后，才能体会围绕北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意味。近些年发生的王铭铭事件、北大改革事件与现在的德怀门事件显然都属于同一个序列，关乎学术公正和制度正义的问题，这两个事件的发生显然与受众的期待存在明显的断裂，被北大神圣叙事鼓噪的受众在心理上自然难以接受中国最圣洁的地方竟然会发生这种“肮脏的事情”，而且他们沿着这个逻辑推演开来就会怀疑整个学术环境和体制的正义、纯洁。这些校园事件迅速地进入公共领域，并升格成公共事件显然与北大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向标关系密切，也与当代的大众传播媒介对北大形象的两套叙述有关（即前面所讲的神圣叙事与世俗叙事）。相比之下，北大才子陆步轩卖肉事件与当下的北大校门事件则呈现出轻喜剧的色彩，前者的个人人生悲剧的时代内涵被媒介有意或无意地遮蔽，而成为社会民众以各种心态“观看”的源自北大的“人文景观”，北大才子与“卖肉”的词语组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传播效应，因其逸出两种叙事的范围而被热烈的讨论，最后竟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事件。至于北大校门事件更是出乎管理者的意料，本来一个自治范围内的暂时性强制管理措施迅速地被演义成一个公共事件，校门的开放与关闭隐喻着北大自由精神的兴盛与衰竭。公众的这种反映自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近些年来以北大为核心词汇的舆论宣传、造神运动存在隐秘的因果关联。正因为北大在其自身的叙事中成为自由、民主和正义的象征空间，所以其轻微的行径也会在脆弱而敏感的大众中激荡强烈的反弹。
其实透过纷纭的表象和激烈的论争，毋宁把围绕北大展开的热闹的公共事件理解为大众的一种“消费行为”，这种对北大的消费行为折射的是真实的北大精神的消隐和解体，北大成为大众茶余饭后消遣的对象和谈资自然是北大和北大人的悲哀。这就揭示出，任何时代都不能把一个人或者一座校园神圣化，并把所有的社会理想寄托在他们的自我改善和社会推广上，而必须注重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对自由、正义等理想价值进行思考，并通过全民的努力把这些价值接榫到社会的机体中去，这样之后北大的精神才可能被真正地理解和普及，并成为社会进步的众多助力中的一种。否则，北大就会仅仅是北大人的北大，而且是被民众消费和误解的北大。刘军宁曾经指出：“中国的读书人对北大传统的认同，不是对北大门户的认同，而是对北大传统中所凝聚的、所代表的开放的、自由的价值观的认同。如果把北大传统仅仅归结为北大自己的功劳，或者仅仅归结为北大校园之内的传统，我觉得这是不恰当的。”也许这才是解构关于北大的两套叙事的一个逻辑起点，从而使北大成为全体爱自由的人们的共享和亲近的北大，而不再只是一个噱头或一场闹剧或一个让人敬畏而无从接近的符号，让北大不再孤独。

listen

师兄的大作提出“芙蓉门”这一概念，由此展开大众媒体的北大叙事的分析，犀利地指出关于北大的两种叙事之间的异质同构性，读来感觉元气淋漓，相当痛快。

不过，文中提到的“芙蓉”之成名，却并非在北大而是在清华，而且这也并非巧合，如果要评论这一问题的话，这是一个必须注意的细节。当然，关于芙蓉的走红，乃是另一个社会现象，与本文的论题无关。提到这点，仅仅想说明，北大之所以成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大众叙事的消费对象，与新闻媒体对细节的选择性无视或是有意裁剪不无关系。

如最近的北大拆迁事件，早已是水枯木败、风景全无、充斥低劣的违章建筑的后湖地区居然会被新周刊加以如此描述：“一不留神就是一座石桥，再一不留神就会走过一座被竹丛遮蔽得严严实实的老房子。尤其是从花圃到季羡林先生寓所的那段湖边小路，极尽盘曲之能事，逼仄的湖水、松垂的柳枝和水边错落密集的平房搭配起来，活生生一个盗版的江南水乡。”真不免让人佩服记者的想象力之丰富，进而怀疑其道德水平是否与想象力成正相关关系。

又如最近张维迎再次放炮，称“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这又出自新闻界的裁剪，而与我看到的原文大相径庭。

然而，如果就此对新闻界进行道德批判，那就太没有意义了。虽然最近各种假新闻层出不穷，但我坚持认为这从根本上来讲不是记者的道德问题而是新闻的制度问题。那么，为什么新闻界热衷于围绕北大编造故事，而不是以别的学校为对象呢？师兄已经在学理上分析的很透彻了。我则想要再略做补充。

从“神圣叙事”的角度出发，相当一部分人的目的在于借助于一个官方正统也承认和支持的文化符号，“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传达一套非正统的意识形态。既然要借助于这个符号，就需要进行再创造，对相当多的事实进行加工，将北大塑造为一个“理想型”，这种塑造给了北大过于崇高的地位。但是，这种非正统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受到官方的压制，中国当前的言论自由情况也使得绝大多数新闻媒体必须以“世俗叙事”作为表达方式。那么，选择“神圣叙事”加以塑造起来的这个文化符号加以解构，以猎奇的方式满足大众近距离窥视偶像的需求，而对其加以无厘头的批判，更是在这个时代深孚民心。因为，在一个没有“Natural Right”的价值多元时代，对强者的批判正符合尼采所谓的奴隶道德，而网络时代话语权的民间化更是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从这种批判中获得快感，当这些人有机会利用虚构的事件来批判曾经是自己过去所学习的文化符号的北大时，这种满足感大概相当于阿Q觉得自己成了革命党。（湖南红网上有一个名为“红辣椒评论”的专栏，在我看来，乃是这种阿Q式批判最典型的体现，不仅仅对于北大）

关于师兄所论及的“神圣叙事”和“世俗叙事”的具体体现，我也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师兄对“世俗叙事”这样表述：“在图书市场和大众传媒领域，关于北大的图书穷形尽相，诉诸北大的话题经久不衰，诸如在北大等你，北大教你成才，北大高考状元的现身说法，北大人教你“寄托”（即GRE、托福）等等。”但在我看来，这些并不具有很强烈的文化意义，正如我们不能把铺天盖地的“黄冈中学”考试题视为一种文化叙事一样，这些仅仅是因为北大获得的声誉的一个市场副产品。而只有诸如“芙蓉”、“屠夫”、“葫芦娃”之类的事件，才是“世俗叙事”的最突出体现。

hkk

两位师兄们讲的很不错。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想去北大呐？很简单，北大已成为中国自由的象征，自从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提倡自由的学风以来，发挥了巨变。小弟水平有限，无法写出与两位师哥那样的话，就转载一篇北大教授对北大的看法，来说为何北大情节如此之重！

　 北大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成就是辉煌的；在百年历程中，北大形成了融传统精神与现代意识为一炉的独特精神传统，这种传统在历代北大师生中薪火相传。然而，这种传统资源究竟是什么，又如何和现代教育的要求相适应呢？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对此抒发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才使北大人始终处在对国家民族、社会大众的极度关注当中。这种传统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发端，到明清之际演变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格言，最后在清季中国社会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便集中到了有千年太学传统的京师大学堂，这里集聚的正是最后一代的具有士大夫情结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不但具备了文化传承的能力，也义无反顾地担起了社会进步的责任；因此，百年来的北大不但创造了极为灿烂的学术文化成就，同时也走在了历次爱国运动的最前列，影响最大的是五四运动，它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以期实现振兴国家的目的。所以，北大的百年历程正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在无数的北大师生身上也正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即他们不但承担起文化创造传承的份内之职责，同时也承担了民族价值认同的份外职责。
   但是，这样一种文化精英所具有的爱国传统，在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时，如何才能有效地继承和转化为前进的基础和动力呢？季先生认为，从科学研究和教学育人这两个大学的基本职能上讲，北大已经具备了世界一流的实力。从他几十年的观察了解和实际体会中，他意识到，西方的名牌大学并不如国人想象的那般优越，之所以造成世界排名北大严重靠后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物质条件的落后，例如西方某些大学的年办学经费达几十亿美元之巨，而北大等中国大学与之相比，则相形见绌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西方的学术规范并非完全纯粹的客观标准，在它的背后有复杂的政治、经济等因素在起作用。所以季先生认为，不能因为北大在世界大学的排名靠后、或者国际论文的引用数量较少，就抹杀北大世界一流的学术能力；而且季先生特别强调，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世界一流的，这个教育成果也是世界其它大学不可否认的。总之，季先生认为，北大在目前的学术研究和教学育人方面已经具备了问鼎世界一流的实力，但是季先生也承认，北大目前也存在着许多棘手问题，如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现象。
   因此，他接下来谈到北大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考虑两种因素：首先是本科教育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问题；其次是如何培养文化传承的社会精英问题。他认为，对前者而言，是个现代教育的内在要求问题，也是所有大学所面临的问题，只有将本科教育面向社会，以社会需求为指挥棒，才能避免发生“中国要有十三亿教授，中国会不会亡国”的疑问。对后者而言，则是如何保存和培养一批文化精英，使他们能够继承北大的传统资源，既承担起文化传承创造的责任，又担负起民族价值认同的义务，而这部分人，应该少之又少，所以季先生主张，北大应该尽量控制研究生的招收数量，参照清华国学院的办学方式，培养文化精英型的人物，这样才能使北大在学术科学研究和社会价值引导方面发挥自己的最大优势。
   所以，季先生最后特别强调，从北大的传统影响和未来发展来说，文史哲是最应受保护和重视的，因为文史哲所代表的人文学科，不但是民族文化传承创造的命脉所在，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价值引导的源泉；不能想象，一所没有较高文史哲研究水平的大学是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更不能想象，一个将文史哲研究置于边缘地位的民族，其在文化价值上是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民族。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青平县＜今归入临清市＞官庄，1930年毕业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年考入清华大学，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歌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以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至1983年＜文革除外＞。）


    　　
   北大历史悠久，其校园也一向以其古典的园林美为人所称道。百年校庆来临之际，校园内大兴土木工程，这一举动对校园的风貌有何影响，自然会引起众人的关注。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认为，近期的新建筑，基本保持了校园固有的风貌，同时又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必将为北大带来新的气象。
   侯先生笑称，燕园地区的开发史，其实还可以再上溯380年。早在明万历年间，，米万钟就已修建了勺园，当时他手绘的《勺园修禊图》现在就珍藏在北大图书馆。当时的勺园，虽不及皇亲园林的豪华，但
也精巧工致，称誉一时。今日北大的校园，就包括了勺园和淑春园、鸣鹤园、镜春园等昔日的名园，风景极为优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典园林美和现代化大学功能完美结合的佳作。百年之际，校园的新建设有对百年老校历史的回顾，也有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创新。首先，校园中原有的古典建筑都已修葺一新，重焕光彩。另外，一些崭新的建筑如独具一格的光华管理学院业已建成，百年大讲堂、理科教学楼群也在兴建中。这些新建筑都给北大校园带来了新的气象。
   侯先生还特别提到了将在五四校庆时落成的新图书馆。这座新扩建的图书馆的建筑形式保持了古典的风貌，显得典雅庄重，但又揉进了一些现代色彩，比如其功能设计就是相当现代的。在未名湖和新图书馆之间，有一个小湖，侯先生认为这个小湖的位置十分重要，因它地处校园新扩建的图书馆和湖光塔影的未名湖景区的核心地区。如果用明代书法家米万钟初建勺园所设计的景点名“文水陂”命名之，将会是点睛之笔。这一带进一步开发起来，必将成为联系我校以新建图书馆为代表的学术文化中心和以未名湖为代表的自然风景中心这两者的纽带。
    （侯仁之，1911年12月生于河北枣强，原籍山东恩县，1932年潞河中学毕业。1940年获燕京大学文硕士学位，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城环系教授。）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在讨论北大的时候，总喜欢将清华拉来与之对比，有人认为北大学生较为激进浮躁、眼高手低，难与社会调和，而清华学生则踏实稳健、严谨耐劳、易与社会合拍。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乐黛云教授认为，这种比较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源于北大、清华传统的不同。
   乐老师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有意识地将两个学校进行先验模式的对比；但两个学校不同的精神和传统是造成现在反差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北大传统中有两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其次是浓烈的个性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前者由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延继而成，后者则由蔡元培校长等人所倡导的近代启蒙精神催生而成。这两种特征，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在做人上，都使北大人禀赋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而与之相比，清华人的特色则以稳健、厚重见长。正是两校不同的传统，造成了两校学生不同的风格。
   北大这两种精神正是北大所以为北大的前提条件。正是因为有了前一种精神的支撑，才使北大人在历次的国运攸关的时刻站了出来，担当起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一二·九运动；无论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还是天安门前诗泪纵横祭总理，都有北大人积极参与的身影和声音。正是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关怀，激励着一代代的有正义感的有为青年进入北大，造就出一代代具有时代使命感的北大人。即便是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年代，北大学子在刻苦读书的时候，仍旧不忘时刻关注国家大事；即便是在沉静、厚重的学术研究当中，依旧不时渗透出北大人根深蒂固的社会关怀。当然这种过于敏锐的社会关怀也会带来一定的负作用，容易使学生在看问题的时候产生一些过激的情绪，也容易使学者的学术研究带上过强的短期效应。但是，这正是北大传统的一部分，在这个整体中，优势和劣势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更何况，北大并非强硬地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进入同一个模式，走同一种道路；因为在北大，兼容并包，个性自由之风无论是在治学上还是在做人上，都是深入人心的。在学生的培养方面，正因为北大贯彻的是个性张扬、自由选择的原则，所以北大学生往往和社会既定规范会产生某种抵触，甚至会遭人误解，但这并不是学生们的错误，更不是北大办学方向的错误，因为在任何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里，是必须能够容纳一定的批判力量的，而在任何一个真正健全的民族中，总是必须具有一批有个性、能自由思想的人群的。虽然北大不能像清华那样直接为社会输送实干的人才，但北大的意义和地位并不就此被抹杀，反而会因此而彰显。
    　　（乐黛云，女，1931年1月生。1948年贵阳中学毕业，同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现任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百年校庆之际，北大提出了“弘扬传统”的口号，然而何为北大传统，各人均有自家看法。中文系教授、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教授认为，应当从鲁迅精神中寻找北大的传统。
  钱先生针对北大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嬗变，认为北大精神就是鲁迅先生所高度概括的“是常为新的，常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也就是“批判”和“创新”两个方面。它造就了人们理想中的北大，这种观念上的北大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刺激下人们所向往和追求的。
   接着，钱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这一精神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后，逐渐认识到要实现民族富强、国家现代化这一目标，光靠政治强权这一条路是难以实现的，而必须充分发动大众，以群众自觉参与的方式来达成。于是，1917年前后，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和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这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汇集到了北大这块特殊的阵地，以文学革命和道德革命的方式，发动了一场开天辟地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近代知识分子完全以独立的姿态自由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崭新时期；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大成了这场运动的精神策源地，在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北大变成了知识分子以独立自由姿态批判旧制度，创造新观念的营垒，北大精神也就完全融化和吸收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批判与创新。
    然后，钱先生又从现实的层面上强调了这一精神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一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应该具备两个方面的职能和特点，其一是从大学本身的文化教育职能来看，它应当具有稳固的学术传承的功能；其二是从大学作为社会的文化思想中心这一角度来看，它应当在观念领域中起到破旧立新的作用。北大也正是具有后一种特性，因此才显示出它在众多高校中的独特魅力。
   紧接着，钱先生强调说，北大的这种批判精神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集对象批判和自我批判于一身的。因此百年校庆不光是一个喜庆和纪念的时机，也应该是一个反思与展望的机会。比如当1923年北大举行二十五周年校庆时，当时的北大就没有完全沉浸在生日的喜悦中，而是更多地回顾与反省。如当时总务长蒋梦麟的纪念文章是《我们的校庆要变为自我反思》，教务长胡适的文章则更直接叫作《回顾与反省》，而李大钊同志则直言不讳：《在学术上没有成绩的大学不能万岁》。可喜的是，正因为北大有着深厚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所以即使在百年校庆的喜庆气氛中，仍旧有不少的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正在积极而深刻地进行着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前景的展望的活动。
   （钱理群，1939年生，浙江杭州人。195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附中，同年考入中文系新闻专业。1978年入北大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王瑶先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经历了一百年的风雨征程后，北大为自己明确地提出了在下个世纪内建成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奋斗目标，但是，怎样才能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呢？北大哲学系教授王守常先生以为：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应当认真借鉴北大百年来成功的办学经验。
   王先生着重就三十年代北大的人文科学之所以取得丰硕成果的制度原因做了具体的回顾和总结。众所周知，三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收获创造性成就的时代，众多学者在各自领域开拓出成功的范式，为后世学术立下难以回避的楷模。在这一时期北大也造就出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学者，产生出一大批垂范后世的学术经典。无庸讳言，当时北大所推行的一系列的办学方式则是其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原因。
   首先，王先生强调当时的教员管理制度便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二十年代起，北大有一种规定，教员只要在校任教时间已满四年，就可以获得一年的休假期，由校方提供免费访学的机会，教员们在此期间可以在世界各国广泛交游，切磋学术，获得国际最新的信息，提高和开阔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和视野。如果今日校方能在这方面予以适度的制度保障和经费支持，将会大大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其次，王先生认为三十年代的学科设置方法上也有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地方。从文史哲各系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教员虽少，但开课门类却相当全面，而且校方规定，每位教授每学期必开三门以上课程，其中必须有一门本科课程，讲师也必须开一门以上课程；这种制度，能够充分利用北大师资优势，使学生受益匪浅。
  再次，王先生提出，当时关于教员职位的评定是根据学术研究成果和教学育人效果两个方面来综合裁定的。譬如当时著名的学者林宰平，在中文系只获得讲师的教席，因为他只开了一门课；而鲁迅先生还只是兼职讲师，哲学系的郑昕先生也只是讲师而已。这表明当时 师评定制度是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同时并重的。所以在这方面，今天的北大应多做一些制度引导方面的工作，使教学和研究这两个主题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另外，王先生认为三十年代北大较为精简的教学和行政机构设置也值得我们学习。简单的结构一方面有利于充分调动教员的教学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教学和行政工作免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之累。今天的北大，由于各方面规模的扩大，各种人员编制和机构编制也相应扩充，在一定程度也就削弱了教学和行政的效率，并且随着教员数量和非教员数量的递增，也使学者在社会中的固有威信下降，学术的权威性受挫。在这方面要想真正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要想使相应的经费能够落实在相应的教学工作上，就必须精简机构，压缩人员，节约开支，使教学机构和行政机构高效化，后勤机构市场化，这才是高校改革的出路。
   最后，王先生特别强调大学作为民族文学的传承者和研究者，必须在保存民族特有文化方面承担相应的功能。对于许多不能对社会产生直接功利效果的独门知识、特别学问，大学应设相应的研究机构、聘请专门的研究人员、招收专门的学术传人来加以研究整理，继承发扬；而对于这样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国家也应投入充分的经费加以扶植。北大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这样的学者和学问，由于各类的原因，到今天都面临失传的危险，如历史系、中文系就有过如此的现象，敦煌学等专门学问也有过近乎同样的命运。今日的北大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倘若不能在保存民族珍稀文化遗产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也就势必有所欠缺了。
  （王守常，1948年8月生于北京，1976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二十年来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整理与近代问题的研究工作，现为北大中青年学术骨干，哲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之所以在百年中国享有崇高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在前半个世纪拥有众多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教授，然而在近十年内，由于外部冲击和内部消耗的原因，有突出成就的青年学者日见其少，众人颇有人才凋零之感，外界对此亦有“人才断档，青黄不接”之议。对此，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却有不同的见解。
   林教授认为，光从今昔知名学者数量多少的历史对比中判定北大日渐缺乏有作为的青年学者是不全面和不公允的，所谓的“人才断档，青黄不接”的说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成立的。北大前几代的老学者和这一代的中青年学者所从事的工作有本质上的区别，五四前后学者的工作重心在于对西方的引进和介绍，是在原有传统知识基础上对外部知识的移植，因为这种工作具有开创性，所以很容易出现有成就的学者；而今天的中青年学者面临的工作则更为具体和艰巨，他们要实现的是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和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以达到和国际接轨的目的。因此，这一代学者所要付出的努力和所要花费的时间则更为长久。我们没有必要为短时间内北大没有出现年轻的大师而焦虑，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怎样使我们的学术研究严格遵守它的内在逻辑，使它走向国际化。
   林教授强调，学科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和外在规范。学术创造首先要求符合严密的逻辑结构，不能光作臆想式的结论；其次要使研究本土化，学术（经济学）研究倘若脱离了本国的具体情况，是难以做出创造性的成绩的，因此，只有在符合学科发展本身的逻辑规范时，学术研究才具有其科学的价值，学术研究的成果才具有可积累性，而可 积累性则是评价学者创造的成就大小的一个根本尺度。所以，我们不必为今日没有大师而失望，也不必为外界所说的中青年学者“青黄不接”而伤神，根本的问题在于使学术研究进入国际化的规范道路。要想使北大早出杰出的学术人才，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的逻辑训练，用规范化的手段了解和解决中国本土的问题，这样加以理论建构、综合创造才可能出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学派和大师。
   谈到近几年来北大在国际学术论文引用数量的排名上一直处于南大之后的问题时，林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论文引用数量多少的关键，取决于该论文是否符合学术本身的内在逻辑要求和国际学术规范。南大之所以被引用得多，在于该校能够大力延揽具有现代学术精神的年轻人才，他们正是国际化的学术人才；而北大之所以引用得 少，在于缺乏这样的人才。所以，国际排名前后的较量，实际上是对国际化人才的吸收能力的较量，北大如果想要真正向世界性的一流大学迈进，而不只是停留在国内一流的地步，就必须大力吸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人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用人体制上花功夫。
   （林毅夫，男，1952年生于台湾，1971年考入台湾大学，1979年辗转回京入北大学习，1982年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之邀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1992年回北大创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主任, 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

风石堰

listen的真诚讨论问题的态度以及进路是值得我们每个湖大人借鉴的.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论坛创制一种自由讨论和交锋的"惯习",排除宏大叙事和污名化的谩骂方式.
至于其所提出的意见,我觉得大部分都很有道理,也许是因为身为北大人,可能也有一种不自觉的"北大心理"(呵呵,我开个小玩笑),例如把网民的评论轻易地断定为"阿q"　的心理，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也许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网民确实存在这种现象，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网络这一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提供了对话和思考的平台，这里诚然生产阿Q，但也能培养自由思考者，有了这个空间并不一定意味着理性而自由的公共文化一定会养成，但是要是连这个自由表达的权利都被剥夺的话（包括自由地发表也许不正确的意见），那么我们所追求的宪政理想一定无法实现．
其次，本文的主要目的其实是社会文化和公共生活的批判，关于为什么我特别注重这种批判，近期我将写一篇小文，到时候贴在这里还请各位多多批评，谢谢listen 's cr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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