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后启蒙中国的思想光谱——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的观察报告

风石堰

后启蒙中国的思想光谱——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的观察报告

　　对当代中国思想界来说，自1998年以来，2004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围绕着读经运动所展开的辩论规模之大，牵涉的思想立场、参与者之众都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以来之最。并且，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使当代中国思想界在1998年的分裂之后又经历了一次裂变。这意味着，1998年以来左右对立的分析框架失效了，有必要重新当代中国的思想光谱。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虽然在这里使用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左派这三个外界比较流行的说法，但与其说这些提法本身具有真实的涵盖性，毋宁说是为了讨论和展开的方便。事实上，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左派的概念，这里都是在一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这里的自由主义应该被理解为泛保守派、泛自由派和泛左翼。

　　后启蒙时代

　　这里说的“后启蒙时代”，我是指1992年以来的历史现实。

　　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一个判断，即将1980年代判认为一个“启蒙”的时代。虽然那个时代的“启蒙”是语焉不详的，启蒙知识分子们对于未来的期待和承诺都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以西方历史中的“启蒙”做参照来否认1980年代的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这是不全面的。首先，如果抛开目的论的历史观，西方历史中的启蒙运动同样是一场语焉不详的思想文化运动，而不是象今天的中国人们习惯性的理解的那样，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有明确指归的历史运动。其次，从其带来的客观效果说，中国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与西方历史中的启蒙运动一样，完全摧毁了此前的社会与思想结构，带来了一个经济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后者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

　　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提出的“市场经济”不仅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自身逻辑的内在延续，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之当成对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完成。因为，整个19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新启蒙运动”表面上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但在这种话语背后是加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强烈愿望。所以，当“市场经济”社会降临的时候，启蒙运动的目标部分的完成了，启蒙运动在1980年代的所形成的批判潜能也随之消失。市场经济降临的进一步的结果是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们突然失去了自己的批判目标。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可以部分的被看作是这种不适应的症状表现之一：知识分子们正在试图在新的社会语境中重建自己的批判话语的合法性。这一结果的另一表现则是1990年代一直为人所批评的“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知识状况，1980年代的文化/思想批判转变成了规范的学术研究。

　　但是，市场社会的降临并没有完全兑现启蒙运动的政治与社会承诺。在市场的逻辑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的同时，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象启蒙知识分子们期望的那样自然而然的带来民主，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不仅没有消除腐败，反而带来一个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事实，即大量的工人因为国有企业改制而失业下岗，成为利益分配格局调整中的主要受损失群体。同时，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之交曾爆发出巨大能量的“乡镇企业”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就大量的破产了，或者转变为完全的私营企业，或者成为市场经济的祭品。与大量工人下岗的现象同时出现的还有新生的“民营企业家”阶层，这是一个完全无法被原来的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新生阶层，但是民营却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迅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到了1/3的比重。与这些事实相伴随的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迅速倾斜，贫富差距急速扩大。这意味着，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知识分子认识和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结构都必须重新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初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实践被普遍认为已经失败了，保守主义者甚至将之表述为“历史的终结”。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苏联与东欧同时开始了漫长的转轨。但是，很快这种转轨就被判为失败，苏联东欧地区不仅没有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允诺的繁荣和富强，反而遭遇了经济上的大幅衰退和政治混乱。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整个1990年代中国的GDP一直都保持着平均数为9%的增长，在苏联、东欧苦于资金缺乏的时候，中国却常常出现“投资过热”，以致于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以使经济降温。为了重新启动经济增长，苏联、东欧地区几乎采用了所有“华盛顿共识”提出的建议，但始终处于长期的倒退之中；而中国却往往在政府采取降温措施不久之后就会马上又出现“投资过热”。苏联与东欧都遭遇了长期而大幅的通货膨胀，而中国却在2000年左右开始进入了通货紧缩时期。甚至在1997年后全世界都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而陷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时候，中国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迎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即使2003年春夏之际的SARS危机也没能影响这种增长，以致于有人戏称“中国拯救了资本主义”。

　　2004年，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宣布，中国已经实现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目标。虽然这个数字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距离，只不过是实现了“三步走战略”中的一个步骤，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这仍然被当成事实上的“中国崛起”。而且，在此前后，官方越来越多的提到“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姿态也变得越来越积极、主动，不仅积极参加“东盟+3”的对话，而且积极推动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同时发起和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加强中亚三国、俄罗斯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也就是说，如果说启蒙运动的合法性被进一步取消了，代之而起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话语，甚至台湾统一问题也组织进了这一话语策略进行讨论。

　　与这两个过程同步的是当代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两次大裂变，1980年代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共识分裂了，分成了三个不同的群体，也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保守派、自由派与新左派。

　　分配不公正直接导致了1998年被称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大辩论。虽然这场辩论更多的时候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左派”这个带有历史污点的词语重新出现在当代中国思想视野里的过程。虽然新左派在后来的其他左派看来仅仅是“自由左派”，甚至当时被称为“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甘阳也强调更应该将“新左派”看成“自由左派”，但“新左派”对社会公正的强调和对中国式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教条的批判仍然启发了许多人，使之实现了“向左转”的过程，形成了一个新的立场。而且，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原来非常含糊的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双方的立场都在讨论中得到了强化，变得更清晰了，在不同的思想立场下，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双方的批判合法性都得到了重新界定。也就是说，这场讨论部分的促成了后启蒙语境中的批判性重建。

　　相比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保守主义在2004年的异军突起显得更为复杂。按照朱学勤在1998年对自由主义立场所做的简单定义，文化保守主义本来应该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但在现实情景中，2004年关于读经运动的辩论中，反对读经运动的却主要是自由主义者。而在为读经运动和文化保守主义辩护的人中，除了读经运动的提倡者之外，也主要是原来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原来的新左派标志性人物甘阳、汪晖、崔之元都在今年以来更多的提到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为之准备理论资源，而这原本是文化保守主义最基本的话语逻辑。按照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表述，中国的崛起不一定以儒家的复兴为前提，但却一定是以儒家的复兴为标志的。也就是说，文化保守主义者与鼓吹“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左派们共享着一个前提：中国的和平崛起。

　　因此，1998年以来左右对立的分析框架现在已经失去原来的效力了，新的思想力量正在形成之中，用朱苏力的话说，就是“也许正在发生”。

　　自由派

　　在19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是启蒙知识分子不言而喻的思想立场。为此，当代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特地整理出了一个“胡适——顾准——李慎之”的线索作为旗帜。但是199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指引下的自由派们不仅离原初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去甚远，即使是在当下的历史情境中，也分歧也很大。在这里，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按照不同的理论资源将自由派知识分子分为三个不同的立场：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与宪政派。

　　这三种不同路向的自由主义是在比较中区分的。经济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无所不包的万灵药功能，认为经济增长将会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得到增加。政治自由主义反对盲目的为增长而增长，强调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发展，反对为了发展而牺牲个人的权利。宪政派更多的强调的是“变革中的秩序”，也就是说，宪政派虽然也认为需要变革，但变革同样需要一定的程序来保护，使之有序的进行。

　　从较长时段的视野来看，这三种自由主义路向之间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政治自由主义的兴起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宪政派兴起后政治自由主义的声音则慢慢变弱了。但是，它们存在诸多的分歧的同时，也分享着许多共同的前提，比如市场、自由、民主、财产私有制等等。在现实语境中，这三种话语往往会交错的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所以比较难于辨认，不同的自由主义路向之间也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因此，在这里只能尝试着对它们各自做一些梳理。

　　经济自由主义

　　1992年之后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一方面在经济上完全实现了1980年代的启蒙知识分子们的诉求，一方面却在政治上冻结了民主改革，而政治自由主义的诉求则被无限期的搁置起来了。因此，整个199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中，最活跃的理论部分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冷战时期声名噪起的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成为这一时代最受推崇的思想家，制度经济学指引着经济自由主义者们走上了一条相信“经济学不讲道德”的路，经济学成了解释世界与历史唯一合法的理论框架。

　　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资源不断的被介绍进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内涵本身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济自由主义宣扬，效率优先于公平，这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价值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因此得到了更大的话语空间，1990年代的改革中始终居于核心位置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个思路即是在经济自由主义的指导下制定的。

　　首先，按照流行的制度经济学的思路，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以私有化为方向。虽然苏联、东欧的经验被认为是失败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中国改革的主导者们对国有企业的产权进行私有化改造。其次，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宣称，让工人下岗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应该的，“只有企业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了，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的福利都会得到扩大”。再次，按照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市场原则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一切问题的指导性原则，包括医疗和教育。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中国迅速开始了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将市场当作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造成了后来许多人看不其病、上不起学结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国家都陷入了经济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大社会、小政府”的思维陷阱。之所以说是陷阱，是因为这里的“社会”只是“市场”的另一种说法，使政府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福利分配职能，将所有人的命运都交给市场来处理。

　　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从原来的高积累战略时代过来的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任何资本进入市场的，进入市场即意味着成为弱者。如果说农民因为土地所有权仍然没有完全私有化而仍然保留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的话，那么工人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进入市场被选择即意味着绝大多数人被淘汰，成为弱者。近两年来的MBO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在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造过程中，许多原来的大型国有企业纷纷在一夜之间转为私人所有，原来的工人的饭碗早已从“铁饭碗”变成了“泥饭碗”，更多的人则在这个过程中成了“没饭碗”的人。

　　2004年由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对国有企业MBO的质疑引发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中，经济自由主义的道义合法性终于受到了怀疑。虽然讨论的结果并没有能完全扭转国有企业MBO的方向，经济自由主义的声誉却因此而破产了。原来笃信经济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人由此转向了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自由主义从此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他们的理念是，在供应无法突然增加的时候，只有用价格来压制一部分人的需求才是合理的，并将这个原则到处发挥。在1990年代深受推崇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为代表的当代经济自由主义者宣称，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考虑以价格杠杆作为手段来调配资源。他们不仅反对采取最低工资限制措施，而且2002年以来在东南沿海普遍出现的电力短缺危机中宣称，只有提价才能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他们认为，只有将有限的电力资源配置到生产企业中去才是最有效率的。由于大量的农民工回家过年，每年春节都会出现运力不足，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又一次提出，只有用价格来调节才能是运力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

　　在很多时候，政治自由主义者们和左派会一致的指责说，经济自由主义者是官方政策的辩护士，只考虑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必要的社会公正。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虽然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虽然已经大幅下降了，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却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虽然经济自由主义看起来非常的不政治，或者说政治上不成熟，但在现实中，他们却往往是自由主义阵营中唯一能够影响到政治的一个分支。

　　政治自由主义

　　当代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199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滋养，另一个是他们认为自己是1989年社会运动的道义遗产继承人。由于前者，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往往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而是笼统的将许多政治问题当作经济问题来处理；由于后者，政治自由主义始终想与官方保持对立的批判姿态，自命为“民间思想界”。

　　大概说来，在2000年之前，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几乎所有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都会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支持，而某些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立场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则经常会被称为新左派。而且，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要区分仍然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批判自由主义就会被认为是新左派，对资本主义制度稍有疑虑也会被认为是新左派。同时，政治自由主义者在这时没有太多独立的愿望，更多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出一种僵硬的共同立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反对批判自由主义，支持美国对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认为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区别，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竞争是双方共同捍卫的主要价值。

　　2000年以后，由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辩论进入了暂停时期，政治自由主义开始有意识的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强调自身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分歧，并有意识的批判某些冷战意识形态色彩太强的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有保留的支持国家反垄断，强调市场经济并不必然的导致民主政治，强调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是必须的，强调对大多数人的权利的保护应该优先于经济效率。同时，由于大量下岗工人的出现和农民工待遇问题一再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社会公正问题突出，增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受到广泛的怀疑，经济自由主义的声誉急速下降，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也发现，必须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姿态与话语策略才能获取更多的道义合法性，而这是取得更多人的支持的必要条件。

　　因此，政治自由主义者开始高调的宣称，提倡平等并不是左派的专利，强调大多数人的参与更是政治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他们猛烈的批判了对效率的重要性过分夸大了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经济自由主义，声称只有法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自然而然的衍生出民主政治，而是民主政治保证了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他们认为，没有民主政治的经济增长是盲目的增长，毫无意义，只有大多数人的权利得到保护，才是真正的发展。他们强调，发展比增长更重要，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而不是相反，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完全搞反了，应该放弃那种为增长而增长的经济自由主义观念。所以，现在应该再颠倒过来，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强调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参与机会的重要性，强调多元价值的重要性，承认文化的重要性，强调多种文化的多元共生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可以认为，政治自由主义是从经济自由主义内部分裂出来的，也可以说是生长出来的，因为它本身并不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价值观，而只是强调政治的重要性，反对经济决定一切的机械思维。这是中国自由主义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对自身的调整的结果，它意味着中国自由主义的进一步成熟。因此，在2000年以后，经济学主导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逐渐被边缘化成了，而政治自由主义则上升为主流。

　　但是，因为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在与新左派的辩论中形成的，带有强烈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而缺乏对现实历史情境的考虑，因而变得越来越教条，越来越僵化，很多时候都成了一种为批判而批判的聒噪，而缺乏建设性。比如面对中国几次出现的民族主义浪潮，政治自由主义者们总是会条件反射式的将之称为“义和团”，从而加以批评，却枉顾具体的历史情境和现实问题。在遭遇保守主义的挑战的时候，就急忙将对手的核心价值观称之为愚昧。政治自由主义本身也在这样的一再自我重复中消耗完了自身的批判潜能，最后留下的只是一些固定顺口溜式的教条。

　　宪政派

　　把宪政派从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里独立出来讨论，这样做也许显得有些没必要。今天还有哪个自由主义者会空喊民主、会不知道多数人的保证、会不知道宪政的重要性呢？但是，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宪政派是自由主义从经济到政治一路发展而来的最高成绩，更因为从市场到权利再到宪政，这样的路线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的成熟。

　　宪政派的出现还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宪政派兴起的背景除了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长期滋养外，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到，即中国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的日趋保守化。从1988年甘阳发表《扬弃科学与民主，奠定自由与秩序》开始，中国自由主义就开始保守化，1990年代初期出版的朱学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可以当成这种思潮前提性的一个准备。整个199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始终在做一件事，就是极力地诋毁和否认革命在历史中的作用，而强调秩序的重要性。按照他们的理论，民主不仅不是象经济自由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天然和谐，而且还是自由的天然客星，真正的自由只有从秩序中生长出来。按照这个基本思路，1990年代的自由主义历史研究证明，辛亥革命不是推进而是打断了晚清开始的宪政改革与现代化努力。虽然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因为曾经鼓吹权威主义而名声不佳的萧功秦，但真正将之发扬广大的却是自由主义的历史研究。

　　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克服了弥漫在1980年代的历史研究中的“现代化史观”，而走向了“宪政史观”。2003年，电视剧《走向共和》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使这种思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该剧中，一直以来被官方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思想认为是共同的先行者的孙中山一改以往的革命先行者形象，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而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却成了共和的功臣。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更加强化了这种观念，将革命与宪政完全对立了起来，对晚清的宪政改革无限赞美，而对革命运动却大加鞭挞。对历史的这种再叙述当然意味着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迷信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的扩展”，强调一切革命可能都是对这种“自发秩序的扩展”的破坏。这说明，中国自由主义已经完全建立起了经验主义的哲学观和自由先于民主的价值观。

　　宪政在经过这样的漫长论证过程后，终于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导性政治取向，即使是曾经主导中国自由主义品质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宪政是他们的政治方案，政治自由主义者则更不用说。而比取得中国自由主义的多方面支持更重要的是，宪政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看来，比其他方案更有现实可行性，更有可能通过改良实现。所以，2000年以后宪政派兴起的同时，中国自由主义也完成了自身姿态的转变，从1990年代的对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悲壮姿态转变为2000年以后的建设性姿态。从而也就获得了更大也更多的现实话语空间，能够公开而且堂皇的讨论宪政与自由主义的问题。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中国的宪政自由主义者们仍然没有完全完成从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向宪政自由主义的转换过程。虽然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强调宪政的超阶级、超历史、超意识形态性，但仍然会时不时的冒出一些带有经济自由主义色彩的话来。比如2003年，一位宪政派的代表性人物便公开宣称，“当私有经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也该到了要求宪政的时候了”。这句话暗含着的意思是，宪政其实并不是他们那么所说的那么超阶级、超历史、超意识形态，而是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的。

　　事实上，从1980和1990年代要求民主到2000年以后要求宪政，这里本身包含着的一个逻辑转换就是他们认为，秩序是比民主更重要的。没有民主是不可以的，但是光有民主也是不够的，比民主更重要的是秩序。甘阳在1980年代末期的话得到了认真的实践，经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启蒙知识分子们深刻的认识到了，没有秩序的民主是比君主专制更大的暴政，是对自由最大的威胁。如果说君主专制已经被克服了的话，那么今天正面临着的就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多数人的暴政。因此，更多的人开始承认，开明专制比革命中的群众专政要更好些。

　　

北群空

HOHO中山的任剑涛批判新左的文章什么时候偶也转过来~~
其实无论这些人中的哪个人(包括了萧武师兄为代表的毛左派)都不是很清楚老百姓真正的想法吧,呵呵分析前代入性恐怕蛮强~~

桃花岛主

砸砖

listen

除了那个不登大雅之堂的“羊头左/右派”、“狗肉左/右派”，在当代思想光谱中归纳出清晰的派别好像是太困难了

自由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结合，其实并不奇怪，那种在平等与自由之间、整体与个体之间、大众与精英之间重视前者的思路，思想资源很容易和传统文化结合的。而且，他们对中国社会现状普遍还是比较乐观的

现在还出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面对社会问题的评价，自由左派往往看问题深刻而有力量，但不讨好大众；而自由主义则往往对表现出对个案的悲天悯人，加之这么多年来的意识形态塑造初见成效，他们看待问题虽然比较肤浅，却比较能够打动人心。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反讽，更加需要民众的自由左派现在往往显得更脱离民众了，而更为精英化的自由主义派却更加深入“基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与意识形态塑造的结果。当然，这个民众可能不是很有代表性的，说是“市民”更合适一点，往往还是小知识分子，还喜欢把自己精英化。

其实，当前对自由主义而言，形势更加急迫一点。徐友渔、朱学勤这一代领军人物已经很难与甘阳、汪晖、刘小枫他们对抗了，如果继续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没有提高的话，至少在学术市场上会败下阵来。而虽然书斋对社会的影响或许没有那么大，但还是会直接影响到主流的意识形态

北群空

嘿嘿,看的不敢说话.
不过不了解,太高深,HOHO

姐姐

“徐友渔、朱学勤这一代领军人物已经很难与甘阳、汪晖、刘小枫他们对抗了”——呵呵，兄这话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印象中，徐友渔、朱学勤之类的人从来就没办法跟甘阳和刘大师对抗（我这么说并没有对徐、朱不敬之意，只是就事论事），根本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人，甘阳当年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时，徐、朱还不知道在哪呢。而汪晖现在也不足以跟甘、刘平起平坐，不过就学力来说他比徐、朱还是要好一点。

listen

下面是引用姐姐于2005-11-22 21:28发表的:
“徐友渔、朱学勤这一代领军人物已经很难与甘阳、汪晖、刘小枫他们对抗了”——呵呵，兄这话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印象中，徐友渔、朱学勤之类的人从来就没办法跟甘阳和刘大师对抗（我这么说并没有对徐、朱不敬之意，只是就事论事），根本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人，甘阳当年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时，徐、朱还不知道在哪呢。而汪晖现在也不足以跟甘、刘平起平坐，不过就学力来说他比徐、朱还是要好一点。

呵呵，徐、朱等人学理上没有办法对抗，但是一度在影响力上不亚于甘阳和刘小枫啊，我这里说的对抗主要就是在公众媒体上的。从最近那本厚厚的巨著来看，汪晖很努力地想把自己的档次提升上去，不过好像没有实现

萧武

LISTEN兄的结论可能下得太早了些，我们这一代里面优秀的头脑可能不一定认真看朱、徐们的东西，甘、刘的一定看，汪的大概也是在必看之列的

listen

下面是引用萧武于2005-11-23 21:28发表的:
LISTEN兄的结论可能下得太早了些，我们这一代里面优秀的头脑可能不一定认真看朱、徐们的东西，甘、刘的一定看，汪的大概也是在必看之列的

呵呵，萧武兄说的是我对汪的结论？
我所说的朱、徐等人的影响力，当然不是对优秀的头脑的，而是在一个大范围的公共市场上的。同门的讨论的时候，常常会拿他们不太恭敬的做些调侃：）

黄守愚

阅。可惜我主要还是从事古代思想史研究，对现实无很大关注。

time

中国的事情很奇怪，自由主义在西方往往是同情共产主义，反对民主教条愚民主义的左派，保守主义往往是希望维持现有秩序，对于各种改革存有敌视情绪的人。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反对现有秩序，希望中国按西方世界（对中国现有秩序有敌视的国家）的意志改造中国，本质上谈不上什么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方意志扩音器。对于现实问题的判断基本上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利益判定的，不可能超出美国之音，美国民主基金会的调调。所谓的新左派无非是针对自由主义这种本质，讨好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声音。往往利用民族主义做包装，里面要么夹带私货，要么空无一物。最典型的就是那种大骂日本，接着说不应该解放台湾的调调。其实真正的碰撞来自于1998年以后，通过各类事件了解到西方宣传的虚伪性，按照西方的逻辑为中国自己的利益打算的人。郎咸平这样的人绝不是新左派，只不过对于自由主义的宣传有免疫，并且认识到中国的利益和他这个中国人或者华裔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