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中行其文看周作人其人

莫二

我到更喜欢他的文抄如论傅青主，虽然仅仅寥寥数笔，但是功力实在惊人，和他大哥相比，止斋的文字修养要精妙不止一点啊，二十世纪的中文，这两兄弟实在是奇观。而周作人的功力，可以说再无一人能敌了，无论是苦雨集还是别的，虽然只是小品文，但却是我十年以来最震撼我的文字

木鱼子

我感觉莫兄有点偏废。如果日本是中国现代化的母国，这绝对是个错误。

中国是学了许多日本额东西，但是学习日本如何，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

况且东亚第一个现代的资本共和国家，不是日本，恰好是中国。
中国的红色理论也没有经过日本而来。


前些时候看一片文章，讲台湾的日据时代。作者说，实事求是讲，日本占据的台湾，确实工业比大陆发达，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很高，但是因为这样就肯定日本的侵略，那和李登辉之流又有和别？这里是一个道理。即使日本带来了现代化，带来生活的提高，我们就承认或者认可（即使部分认可）都是不对。查查民国时期的经济统计，日本来到中国绝对不是带来现代化。日本只是简单掠夺资源供军需，现代化如何谈？

况且周作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是没有资格这样说得。当时的中国中西部多在中国人手中，不像蒙古满洲时候或者象当时的朝鲜，绝大多数领土已经在异族手中，原来正当政权已经不代表整个中国或者朝鲜。正当政权存在，却去作汉奸，这是任何狡辩不能洗清的。


你讲的钱前益不能作为例子，有证据表明钱的真心。丘处机的更不能作辩护，金庸的射雕中解释说丘见蒙人，乃是借其力量消灭金国，虽是小说家言，但是很合理。郭是北人，是生在异族统治下 ，不能与之相比。

当归

上面所有木鱼子的话是我所说。一个寝室 ，一个电脑，忘记更换。

当归

周作人确实写的好文章。但是这样简单说他比鲁迅高不少，我看过分了。至少周作人写不出鲁迅一样的小说。
现代文学散文家多的是，但是小说家好的小说家，又有多少。
周作人的小品文不过自身的娱乐，大的善却是没有多少。
至于霭理士的学说，即在他中年，他就指摘妇女多不守妇道，与当年提倡霭理士的女权主义大相径庭。

说句不太准确的话，周作人文章的妙处，恰是装蒜装得太象。

诗草2

不可否认日本确实比中国强！
[s:5]

风石堰

当归兄对周作人有太多的"偏见:,如果是一种信仰,比如就是相信鲁迅比周好,那也是个人的事情了,可学术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你说周装蒜总得拿证据出来.说老实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周作人的影响力一点也不亚于鲁迅,甚至在其之上.周对中国人人性的洞察也绝对是一流的.现在如果还总在一种政治正确的思维里理解 周,那对他老人家也未免太不厚道了.
自然,建国后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周写的一些回忆性文章确实存在毁誉之弊病.例如他对傅斯年的评价是一个"伪君子,"而罗家伦是一个真小人.这就是有失公道了.

莫二

今天对日本和对周作人一样，采用的标准都是不公正的，日本对中国影响几何认真学过现代汉语的人就知道了，还有现代文学，现代艺术，甚至建筑等等，文明冲突和文化影响不是一个主观就能判断的东西，对错是非是一回事。事实是另一回事

   至于周先生的文字，他的高度在华人世界是被公认的，你去读台湾香港的中文教材，周作人的名字决然绕不过去。思想是一回事，文章大善大恶的前提是你要写一手好白话文，而周先生的白话文可以说成为了这种语言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先看如何写，再看写了什么，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我想这是根本

   说道和鲁迅的比较，鲁迅小说是很厉害，但是任何一个研究鲁迅的人都知道鲁迅的小说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他死得太早了，在个人气质修养上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中西学问不如他弟弟也是事实，他的学问文学都停在了途中。没东西装高深才叫装葱，虽然童言无忌，但对这些先贤大师，你还是口下积些德，毕竟诋毁他们于他们是无损的

   造化弄人，悲剧的两兄弟，一个死后被改造成了自己最讨厌的神佛，一个永远被人抹黑了历史，要靠神佛过下半辈子

当归

首先说，我也是非常喜欢周作人的文章。其次，民国作汉奸的人多的是。
如果仅仅凭文章就为他辩护，那么其他汉奸谁为他们辩护？

我们不要说什么意识形态。打倒一种意识形态必然会导致另一种意识形态，就会从另一种偏见走到另一种偏见。
实话说，共产党对待周作人比国民党的对待要公正合理的多。至于文革，周作人病死，应该另论。

这种因为文章就要在历史上被后人辩护一番的大有人在，何况周作人。
因为舆论在捉笔人手中。同气相求，文人确实能够设身处地为周作人着想，但是这种设身处地往往忽视大的伦理，大的至善。周作人是个汉奸，文章和人不一样，这是至道公论。


至于五四，我们不得不承认周作人的作用。
但是假设没有了鲁迅，周作人不过一个小角色。
如果不是鲁迅，何以与鲁迅决裂后，周作人越来越老旧，越来越堕落，最后做了文化汉奸？
娶个日本妻子不是作汉奸的理由，鲁迅的日本朋友也是很多，鲁迅也是认为中国国民不如日本人，中国物质文化不如日本，但是鲁迅怎么没有作汉奸？

晋朝时，潘安写了《闲居赋》，其风情文章一时倾倒，但是潘安为人猥琐，与文章大相径庭。那么今天又有几人去读《闲居赋》？现代人在国家安平的时日，泛起些闲情逸致，读了周作人，以为写的很好，那也不是过错。但是家国不保，金瓯玉碎之日，还要写闲的要命的文字，那文字就是罪过。纵有千辨，难洗其耻。今天祭起各种理论，但是不要忘记，家国乃是第一要。忘记无耻文人懦弱之事，异日吾辈当何处？

至于日本比中国强，那么当时的欧美国家不知道比日本强多少，周作人为什么不去投靠欧美，反而投靠一个二流的资本国家？胜者为王败者寇，那么中国割据台湾于日本，反而是中国人的不对？强者为理，那么强人入室掠夺财物，淫奸姐妹，反而是自己的财物儿女诱人的不对？

众人若是有千般议论，怎么比得上当时周作人一干旧友相劝？胡适等人俱是去信相劝，周作人犹不醒悟，大家几十年后为他强辩，怎么能够说明他不是汉奸？

民国时，两个汉奸最相似。一个周作人，一个汪精卫。汪精卫写的一首好诗，也是青年楷模，连陈毅诗中都引用汪的诗，但是汪精卫汉奸确凿，骂名千古，你们怎么不辨论一番，研究一番，为什么不说不要因人废文？既然不能辩护汪精卫，周作人岂不是一样？就算是没有作恶的事，但是影响所及，于国于民，有多大的 影响。
如果把周作人放的太高，五四先贤至于何处？

莫二

至于历史，当归相信的是胜利者写的历史，其实于当时的人而言，历史未必就是那样的，刚刚看了v字暗杀队，想起英国历史上的福克斯案，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书本是胜利者写的，而事实则需要细细考量，所谓的民族大义，政治正确，很多时候定义权都和势力相关，周作人既是一个有宽广视野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升斗小民，他的考量，未必不是一个身处历史之中的人的一种选择，好比钱谦益的降（后来的反复未必就说明他最初的选择被否定了，他的降保留了江南很多东西），郭守敬的降（他是金朝子民，莫以为只有汉族才有忠义，北方民族的忠义来得更直接而强烈，耶律大石就是一例），还有丘处机（金庸是纯粹的汉人思维了，连宗教人士都要忠义，去看丘处机的西游记，就明白他去找成吉思汗的真实意图了）。日本侵华的可恶之处不在于别的，而在于他们反人道，法西斯式的做法，但是周作人一开始能够看到这么多吗，他看到的是亚洲最成功的近代化国家，打出了反抗西方列强的口号，就像钱谦益降的时候，未必看清了扬州十日的血，他看到的更多是南明小朝廷的腐败和昏庸

当归

鲁迅偏激，性情确实不好。但是一个人只能温暾的做事，不想触犯别人，这个人必定有些伪善。况且周作人文章的典故事情，多是中国传统旧物。但是民族毁灭之际，不思救国（这还不是罪过，当时梁秋实也是不思救国，但是抗战中翻译出中国第一个《莎士比亚全集》，对于国家没有直接功劳，我们也是赞扬他），反而卖国求荣，这不是大伪，是什么？

周作人在华语文学成就确实很高，但是那是我们排除外在因素而言。但是文学能不能排除外在因素？自然有公道。
周作人又是什么先贤，多读点书，有点天资，周作人的高度不是不可以达到，众位不也以此相许吗？至于一个汉奸，人人可以唾骂，我有怎么不能？

鲁迅身后的事情不是鲁迅负责的，心中只要公正，鲁迅怎么会是悲剧？

当归

引用第20楼莫二于2006-06-01 11:08发表的“”:
至于历史，当归相信的是胜利者写的历史，其实于当时的人而言，历史未必就是那样的，刚刚看了v字暗杀队，想起英国历史上的福克斯案，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书本是胜利者写的，而事实则需要细细考量，所谓的民族大义，政治正确，很多时候定义权都和势力相关，周作人既是一个有宽广视野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升斗小民，他的考量，未必不是一个身处历史之中的人的一种选择，好比钱谦益的降（后来的反复未必就说明他最初的选择被否定了，他的降保留了江南很多东西），郭守敬的降（他是金朝子民，莫以为只有汉族才有忠义，北方民族的忠义来得更直接而强烈，耶律大石就是一例），还有丘处机（金庸是纯粹的汉人思维了，连宗教人士都要忠义，去看丘处机的西游记，就明白他去找成吉思汗的真实意图了）。日本侵华的可恶之处不在于别的，而在于他们反人道，法西斯式的做法，但是周作人一开始能够看到这么多吗，他看到的是亚洲最成功的近代化国家，打出了反抗西方列强的口号，就像钱谦益降的时候，未必看清了扬州十日的血，他看到的更多是南明小朝廷的腐败和昏庸

这就是强辩，自己的政府在，做了汉奸，反而说不能预见后事？更何况，周作人作汉奸已经在南京屠杀之后。至于反抗西方列强，胡适，林语堂这些人都不相信，周作人聪明又在这些人之下？

至于古人，他已经做了汉奸，何必拿古人为他辩护？自己做的丑事，古人不是遮羞布。

莫二

不去了解真实的历史语境，这个问题只能成为无聊的攻击而已，政府不是国家，也不是民族，人没有选择国家和民族的权利，但是却有选择政府的权利，周先生的话，对于政府是不忠的，但是这是否就是汉奸，就是违反民族大义，看人看事，不能太片面，周先生所看到的日本，所看到的华北自治政府是否就是我们现代读到的那个样子呢，很难说。人有权而且必须让自己的见解独立于政府之外，至于这是不是独立与民族，国家之外，是另一回事，更何况在具体语境之下，个人行为往往有着不同于我们现下的意义，丑不丑，局外人的发言权是有限的

至于文学，以人论文，历来是中国文学界的恶习，如韦勒克所说，文学的价值首先在于文学文本本身，那些救国文学在文学领域又有多大价值？作为一个学文学的学生，首先立足点就是文学文本，然后才是别的东西，只有文学文本本身达到一定的条件，承载其他东西才有可能，而即使它承载的与人有碍，它的文本价值也是不会随之否定的。闲居赋如此，周先生的文章也是如此，或许你不喜欢读，但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史若是绕开潘陆，决然是写不下去的，就好像现代华文文学史绕开周先生，也决然不能成篇一样，不读周先生的人的文学，恐怕中国文学史是决然读不懂的

至于说周作人依靠鲁迅，那不必争了，五四历史，也是近代文学和文化历史基本常识问题，楼上的说法，大概不脱一般无知的单纯仇日者的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