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重庆红卫兵公墓（附震撼多图！）

cdxiaohe

谢拉老弟，难怪你要拉一个朋友去，一个人去确实很恐怖~~：D

寒武纪

寒武纪

cdxiaohe

此帖不加精对不起观众~~

寒武纪

寒武纪

记恋冬尼娅

作者：刘小枫

　　
　　二十多年前的初夏，我恋上了冬妮娅。那一年，“文化大革命”早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革命没有完，正向纵深发展。
　　恋上冬妮娅之前，我认识冬妮娅已近十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高小时读的第一本小说。一九六五年的冬天，重庆的天气格外荒凉、沉闷，每年都躲不掉的冬雨，先是悄无声息的下着，不知不觉变成了令人忐忑不安的料峭寒雨。

　　强制性午睡。我躲在被窝里看保尔的连环画。母亲悄悄过来巡视，收缴了小人书，不过说了一句：家里有小说，还看连环画！从此我告别了连环画，读起小说来，而且是繁体字版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把革命描写得引人入胜，我读得入迷。回想起来，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描写伴随着恋爱经历的革命磨炼之路：保尔有过三个女朋友，最后一个女友才成为他的妻子；那时，他已差不多瘫痪了。质丽而佐以革命意识的达雅愿意献身给他——确切地说，献身给保尔代表的革命事业。革命和爱欲都是刺激性的题材，象时下的警匪与美女遭遇的故事，把青少年弄得神情恍惚，亢奋莫名。但革命与爱欲的关系我当时并不清楚，究竟是革命为了爱欲，还是爱欲为了革命？革命是社会性行为，爱欲是个体性行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而爱欲是偶在个体脆弱的天然力量，是“一种温暖、闪烁并变成纯粹辉光的感觉”……

　　象大多数革命小说一样，爱欲的伏线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中牵动着革命者的经历，但革命与爱欲的关系相当暧昧，两者并没有意外相逢的喜悦，反倒生发出零落难堪的悲喜。在“反”革命小说中，革命与爱欲的关系在阴郁的社会动荡中往往要明确得多。帕斯捷尔纳克写道，拉娜的丈夫在新婚之夜发觉拉娜不是处女，被“资产阶级占有过”，于是投奔“资产阶级”的革命；日瓦戈与拉娜的爱情被描写成一盏被革命震得剧烈摇晃的吊灯里的孱弱烛光，它有如夏日旷野上苍凉的暮色，与披红绽赤的朝霞般的革命不在同一个地平线。
　　爱欲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处于什么位置？它与那场革命的关系究竟怎样？从一开始我就下意识地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我老在想，为何作者要安排保尔与冬妮娅在冰天雪地里意外重逢？在重逢中，保尔用革命意识的“粗鲁”羞辱初恋情人的惊魂，说她变得“酸臭”，还佯装不知站在冬妮娅身边的男人是她丈夫。

　　这样来叙述自己的初恋，不知是在抱怨革命对初恋的阉割，还是在报复初恋中染上的资产阶级的蓝色水兵服和肥腿裤上的异己阶级情调。出逃的前夜，保尔第一次与冬妮娅搂抱在一起好几个小时，他感到冬妮娅柔软的身体何等温顺，热吻象甜蜜的电流令他发颤地欢乐；他的手还“无意间触及爱人的胸脯”……要是革命没有发生，或革命在相爱的人儿与温柔之乡紧挨在一起的时候戛然而止，保尔就与资产阶级的女儿结了婚，那又会是一番故事。
　　他们发誓互不相忘。那时保尔没有革命意识，称革命为“骚乱”。
　　热恋中的情语成了飓风中的残叶，这是由革命意识造成的吗？

　　这部小说我还没有读完第一遍，大街上、学校里闹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不懂这场革命的涵义，只听说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所有资产阶级都是“酸臭”的，冬妮娅是资产阶级的人，所以冬妮娅是“酸臭”的。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冬妮娅的爱抚会激起保尔这个工人的孩子“急速的心跳”，保尔怎么敢说“我多么爱你”？
　　我没空多想。带着对冬妮娅“酸臭”的反感，怀揣着保尔的自传，加入“文化大革命”的红小兵队伍，散传单去了。
　　其实，一开始我就暗自喜欢冬妮娅，她性格爽朗，性情温厚，爱念小说，有天香之质；乌黑粗大的辫子，苗条娇小的身材，穿上一袭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目中第一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儿形象。但保尔说过，她不是“自己人”，要警惕对她产生感情……我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其实是因为，如果她不属于革命中的一员，我就不能（不敢）喜欢她。

　　“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武斗阶段。“反派”占据了西区和南区，正向中区推进；“保派”占据了大部份中区，只余下我家附近一栋六层交电大楼由“反派”控制，“保派”已围攻了一个星期。南区的“反派”在长江南岸的沙滩上一字儿排开几十门高射机关枪，不分昼夜，炮击中区。
　　不能出街，在枪炮声中，除了目送带着细软、扶老携幼出逃的市民，我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就在那天夜里，自动步枪的阵阵扫射通宵在耳边回荡，手榴弹的爆炸声不时传进我阵阵紧缩的恐惧中；总攻交电大楼的战斗在我家五百米远的范围激烈进行。清晨，大楼冒起浓烟。“保派”通宵攻击未克，干脆放火，三面紧缩包围。死守的“反派”们终于弃楼而逃。

　　我家门前的小巷已经封锁了，三四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女高中生戒守在这里。时值七月，天气闷热，绷紧的武装带使她们青春的胸脯更显丰实，让人联想起保尔“无意间”的碰触。草绿色的钢盔下有一张张白皙、娇嫩的脸，眼睛大而亮丽。重庆姑娘很美……她们手中的五六式冲锋枪令我生羡，因为保尔喜欢玩勃朗宁。
　　她们的任务是堵截散逃的“反派”队员。对方没有统一制服，怎么知道那个提驳壳枪、行色匆匆的青年人是“反派”还是自己人？唯一的辨识是同窗的记忆。提驳壳枪的青年男子被揪回来，驳壳枪被卸掉，少女们手中的冲锋枪托在白皙柔嫩的手臂挥动中轮番砸在他的头上、脸上、胸脯上……他不是自己人，但是同窗。
　　我第一次见到了单纯的血。

　　惊颤之余，突然想起了冬妮娅；她为什么要救保尔？她理解革命吗？她为了革命才救保尔吗？保尔明明说过，冬妮娅不是自己人。
　　革命与爱欲有一个含糊莫辨的共同点：献身。献身是偶在个体身体的位置转移。“这一个”身体自我被自己投入所欲求的时空位置，重新安顿在纯属自己切身的时间中颠簸的自身。革命与爱欲的献身所向的时空位置，当然不同；但革命与爱欲都要求嘲笑怯懦的献身，这往往让人分辨不清两者的差异。

　　没有无缘无故的献身，献身总是有理由，这种理由可称为“这一个”身体自我的性情气质。革命与爱欲的献身差异在于性情气质。保尔献身革命，冬妮娅献身爱情。身体位置的投入方向不同，本来酝酿着一场悲剧性的紧张，但因保尔的出逃而轻易地了结。保尔走进革命的队伍，留下一连串光辉的业绩；冬妮娅被革命意识轻薄一番后抛入连历史角落都不是的地方。
　　保尔不是一开始就打算献身革命，献身革命要经历许多磨炼。奥氏喜欢用情欲的磨炼来证明保尔对献身革命的忠贞，但有一次，他用情欲的磨炼来证明保尔对献身情爱的忠贞。在囚室中，保尔面对一位将被蹂躏的少女的献身。同情和情欲都在为保尔接受“这一个”少女的献身提供理由，而且，情欲的力量显然更大，因为，保尔感到自己需要自制的力量，同情显然不需要这样的自制力。事实上，被赫丽丝金娜的“热烈而且丰满”的芳唇激起的情欲，抹去了身陷囚室的保尔“眼前所有的苦痛”，少女的身体和“泪水浸湿的双颊”使保尔感到情不自禁，“实在难于逃避”。

　　是冬妮娅，是她“那对美丽的、可爱的眼睛”使保尔找到在自制的力量，不仅抑制住情欲，也抑制住同情。这里根本就没有某种性道德原则的束缚，仅仅因为他心中有“这一个”冬妮娅。保尔的“这一个”身体自我的爱欲只趋向于另一位“这一个”身体自我，她是不可置换的。
　　革命意识使保尔的情欲力量改变了方向。与冬妮娅临别前的情语被革命意识变成瑟瑟发抖的、应当嘲笑的东西。革命意识的觉醒意味着，“我”的身体自我的情欲必须从属于革命，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革命中比有那么充沛的身体自我的原生性强力。
　　“九·五命令”下达，所有武斗革命团体在领袖的指示下交出各种火器。大街上热闹非凡，“保派”武斗队正举行盛大的交枪典礼。典礼实际是炫耀各种武器；解放牌卡车拖着四管高射炮，载着全副武装的战斗队，在市区徐徐兜圈。

　　我被一卡车战斗队员吸引住了：二十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少女端坐卡车上，个个怀抱一挺轻机枪，头戴草绿色钢盔，车上还趴着一位女高中生，握着架在车头上的重机枪，眉头紧锁——特别漂亮的剑眉，凝视前方。少女的满体皆春与手中钢枪的威武煞人真的交相辉映。
　　傍晚，中学举行牺牲烈士的葬礼。第一个仪式是展示烈士遗体，目的不是为了表现烈士的伟大，而是表明“反派”的反革命意识的残忍。
　　天气仍然闷热，尸体裸露部份很多，大部份尸体已经变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体弥散着令人窒息的腐气；守护死者的战友捂着洒满香水的口罩，不时用手中的干树枝驱散苍蝇。
　　一个少年男子的尸体。他身上只有一条裤衩，太阳穴上被插入一根拇指粗锈痕斑驳的钢钎，眼睛睁得很大，象在问着什么，眼球上翻，留下很多眼白。

　　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着一截草席，裸露着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看来她刚“牺牲”不久，尸体尚有人色。她的头歪向一边，左边面颊浸在草丛中，惨白的双唇紧贴着湿热的中国土地。本来，她的芳唇应当期待着接纳夹杂着羞怯的初恋之吻；没有钢盔，一头飘散开来的秀发与披满黄昏露珠草叶织在一起，带点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诗意”。她的眉头紧锁，那是饮弹后停止呼吸前忍受象摔了一跤似的疼痛的表情……一颗（几颗？）子弹射穿她的颈项？射穿胸脯？射穿心脏？
　　我感到失去了某种生命的维系，那把“这一个”身体自我与“另一个”身体自我连在一起的感觉。我想到趴在车头上紧握重机枪的女高中生的眉头，又突然想到冬妮娅，要是她也献身革命，跟保尔一同上了那列火车……

　　武斗团的赵团长向围观的人群发表情绪高昂的演说。“为了……（当然不是为了这些死尸的年轻）誓死血战到底！”然后从腰间别着的三支手枪中拔出一支左轮枪，对着天空，他的战友们跟着举起枪。葬礼在令人心惊肉跳的鸣天枪声中结束。
　　革命的献身与爱欲的献身不同，前者要求个体服从革命的总体性目的，使革命得以实现，爱欲的献身则只是萦绕、巩固个体身位。“这一个”爱上了“另一个”的献身，是偶在个体的爱欲的目的本身，它萦系在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上；革命不是献身革命的目的本身，它要服从于一个二次目的，用奥氏令人心血上涌的话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斗争是革命，“解放全人类”是这种革命的二次（终极）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个体必须与自己的有限偶在诀别，通过献身革命而献身到全人类的无限恒在中去。在无限恒在中有偶在个体的终极性生存理由，弃绝无限的全人类，有限偶在的个体身位据说就丧失了活着的理由。无限恒在与有限偶在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紧张的，克尔凯戈尔吟哦道：“弃绝无限是一则古老传说中所提到的那件衬衫。那丝线是和着泪水织就、和着泪水漂白的，那衬衫是和着泪水缝成的。”“反”革命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表达的正是这种“弃绝无限”，所以，它充满了为了无限的革命中惊恐得发抖的泪水。

　　在基督临世之前，世界上的种种宗教已经星罗棋布，迄今仍在不断衍生；无论哪一种宗教，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寂静的还是迷狂的，目的不外乎要把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体挪到无限中去，尽管这无限的蕴含千差万别。有神明，有大全，有梵天，有天堂，有净土，有人民。但革命的无限恒在使魂萦偶在的个体爱欲丧失了自在的理由；弃绝革命就意味着个体偶在的“我”不在了。
　　在诸多革命中，许许多多“这一个”年轻身体的腐臭不足以让人惊怵，陈示许许多多的“这一个”青春尸体，不过为了革命的教育目的：这是个体为认同“人民”必须支付的代价。保尔与冬妮娅分手时说，“有许多优秀的少女”和他们“一道进行残酷的斗争”，“忍受着一切的困苦”。他要冬妮娅加入残酷的斗争，象他的政治辅导员丽达一样，懂得何时拔出手枪。

　　武斗过后，在军事管制下，中学生们继续进行对个体偶在的灵与肉的革命，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时，我已经过了中学生的年龄，广阔天地令我神往。下乡插队的小火轮沿长江而下，驶向巴东。在船上，我没有观赏风景，只是又读了一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发觉自己的阅读速度大有长进，识繁体字的能力也提高了。
　　我仍然在想，为什么冬妮娅没有跟随保尔献身革命。第一次读时，曾为冬妮娅和保尔惋惜：要是冬妮娅与保尔一起献身革命，成为革命情侣，该多好。现在，这种惋惜感淡薄了许多。但冬妮娅只是出于单纯的情爱爱保尔，仍然得不到我的理解。
　　高中毕业生聚集的知青点“插”在布满稀疏寂寞的灌木和夹杂着白色山石的丘陵上，折断的崖石和石缝纠结着奇异枝桠，把高中生们领入情爱附属于革命的山麓，如保尔所描述的那样。

　　我们知青点的团支书是个十九岁的姑娘，算不上漂亮，但眼睛长得好看，性情爽朗，幽默，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她与身为当地贫农的儿子的团支部宣传委员谈恋爱。在月光下，这对令我欣慕的革命情侣（敢于冲破城乡隔离的恋人）常常离开大家，在铺满露水的丛林中谈革命工作，交流玫瑰红的革命体会。他们从树林中回来，总会带给我们充满遐想的革命指示。在他们的革命热情（爱欲？）支配下，知青点的政治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宣传委员虽识字不多，却能言善辩，做政工很有魅力。象保尔一样，他也喜欢读革命小说：《烈火金刚》、《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
　　一个初夏的傍晚，我从工地回来，看到团支书浑身湿漉漉地躺在谷场的木板上，尽管面无血色，略带微笑的表情似乎还在啜闻田野幽邃的夜色空明中轻微的气息。她跳塘自杀了！这怎么可能，她怎么会死！青春的生命才刚刚开始，还有那么多生命的悲欢等着她去拥有。这个姑娘难道不是将来某一天要在新婚之夜撩起脉脉温情，在将来某一天用颤然的手臂抱起自己的婴孩的那个她吗？我不相信她已经死了，那是不可能、不应该的。我不自禁地拉起她的手腕，希望能找回脉动。因为我的举动，在场表演性地恸哭的农妇们的嚎啕戛然而止，好奇地看着我……她没有醒过来，我却一直在等待她那曾燃起情霞的呼吸，一种无法言表的毁灭感成了唯一漫漫无尽的出路……

　　宣传委员始终没有在场。后来听说，我们的团支书死于情爱的挫伤。他作为第一个同她发生那种最属己的、欢乐得惊悸莫名的肌肤之亲的人，并没有珍惜她带着革命情愫的献身；为了自己的远大革命前程，他不得不轻薄她。
　　在猛然碎裂的心绪中，我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开始感到，保尔有过的三个女朋友都不过是保尔献身的证明材料：证明忽视个人的正当，以及保尔在磨炼过程中的意志力。
　　保尔声称，献身革命根本不必有以苦行来考验意志的悲剧成份，他并不想成为革命的禁欲主义者。但情爱必须归属革命，已具有革命意识的保尔对冬妮娅说：“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我将是你的坏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在我这方面，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革命的“我们”成了保尔与冬妮娅个体间的我－你情爱的条件。只有为了党，夫妻情爱才是正当的。

　　“冬妮娅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
　　冬妮娅的心肯定碎了，寒彻骨髓的毁灭感在亲切而又不可捉摸的幸福时刻突然触摸了她一下。
　　可是，多么可爱的冬妮娅！她没有接受对自己爱的附加条件，即便自己所爱的人提出这个条件。她爱保尔“这一个”人，一旦保尔丢弃了自己，她的所爱就毁灭了。
　　我当时开始觉得，那些乘槎驭骏的革命者最好不要去打扰薄如蝉翼的爱欲。革命者其实应该是禁欲主义者，否则难免使执着爱欲的“这一个”成为革命者的垫脚石。爱欲是纯然个体的事件，是“这一个”偶在的身体与另一“这一个”偶在个体相遇的魂牵梦萦的温存，而革命是集体性的事件。社会性的革命与个体性的爱欲各有自己的正当理由，两者并不相干。

　　我懂得冬妮娅何以没有跟随保尔献身革命。她的生命所系固然没有保尔的生命献身伟大，她只知道单纯的缱绻相契的朝朝暮暮，以及由此呵护的质朴蕴籍的、不带有社会桂冠的家庭生活。保尔有什么权利说，这种生活目的如果不附丽于革命身上就卑鄙庸俗，并要求冬妮娅为此感到羞愧？在保尔的忆苦追烦的革命自述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天地皆春而我独秋的怨恨？
　　在那革命年代，并不是有许多姑娘能拒绝保尔式的爱情附加条件。冬妮娅凭什么个体气质抵御了以情爱为筹码的献身交易？我想知道这一点。冬妮娅身上有一种由歌谣、祈祷、诗篇和小说营造的贵族气，她懂得属于自己的权利。有一次，面对保尔的粗鲁，冬妮娅说：“你凭什么权利跟我这样说话？我从来就不曾问过你跟谁交朋友，或者谁到你家里去。”革命不允许这样的个体权利意识，保尔的政治辅导员兼情人丽达和补偿保尔感情损失的达雅没有这种权利意识。

　　冬妮娅是“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的，古典小说的世界为她提供了绚丽的生活理想。她向往在自己个体的偶在身体位置上，拥有寻常的、纯然属于自己的生活。革命有千万种正当的理由（包括讴歌同志式的革命情侣的理由），但没有理由剥夺私人性质的爱欲的权利及其自体自根的价值目的。
　　献身与偶在个体的爱欲的“酸臭”与献身于革命的粗鲁，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中发生了历史性的遭遇，并以无产者气的粗鲁羞辱贵族气的“酸臭”告终。它是否暗示，那场被认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以灭除偶在个体的灵魂和身体用最微妙的温柔所要表达的朝朝暮暮为目的呢？

　　我很不安，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冬妮娅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爱上了她构筑在古典小说呵护的惺惺相惜的温存情愫之上的个体生活理想，爱上了她在纯属自己的爱欲中尽管脆弱但无可掂量的奉献。她曾经爱过保尔“这一个”人，而保尔把自己并不打算拒绝爱欲的“这一个”抽身出来。投身“人民”的怀抱。这固然是保尔的个人自由，但他没有理由和权利粗鲁地轻薄冬妮娅仅央求相惜相携的平凡人生观。
　　我用“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和对这场大事的私人了解来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经历和了解是片面的，世上一定还存在着别一种不同的革命，只是我没有经历过。“史无前例”的事件之后，我没有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形象已经黯淡了，冬妮娅的形象却变得春雨般芬芳、细润，亮丽而又温柔地驻留心中，象翻耕过的准备受孕结果的泥土。我开始去找寻也许她读过的那“一大堆小说”：《悲惨世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夜》、《带阁楼的房子》、《嘉尔曼〉……

　　这一私人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秋天。前不久，我读到法国作曲家Ropartz的一句话：Quinousdiralaraisondevivre？（谁会告诉我们活着的理由？）这勾起我那珍藏在茫茫心界对冬妮娅被毁灭的爱满含怜惜的这段经历，我仍然可以感到心在随着冬妮娅飘忽的蓝色水兵衫的飘带颤动。我不敢想到她，一想到她，心就隐隐作痛……。
　　　　　　　　　　　　　　　　　　　　　　　　一九九六年三月

cdxiaohe

我也来：）

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

　

●余刘文　韩平藻●

　　在重庆，在和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中，有一片人迹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围住，与世隔绝。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地，１１３座坟墓掩埋了４００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他们中有年仅１４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她们和更多的他们————握着枪和铁棍、刀、匕首等的儿子、丈夫、父亲————交错地倒在这里。

　　３０多年过去了，如今，坟头芳草萋萋，那个动乱年代曾经的厮杀、哀号、枪声、颂歌和罪恶过去了，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

　　但是，与死者有关的人还活着。重庆文革派性斗争的波诡云谲、血雨腥风，还影响着他们……

“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１５年牢”

　　周劲松，男，１９４５年生，原重庆“８·１５派”总负责人之一，曾任重庆市革委会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７６年入狱，１９９１年刑满释放，现无业，靠亲朋接济度日。

　　文革前，我是重庆大学３年级学生。我卷入这场运动是从“四清”工作组留下来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长、书记郑思群开始的。１９６６年６月，工作组把郑校长打倒，我不服。对郑校长，我印象很深，我是当时全校７个全优生之一，从他手里接过不少奖状；郑校长在食堂当着学生的面，把饭桶边地上的饭捡起来自己吃，从不骂人，讲究身教，以身作则。这样的校长被打倒了，我鸣不平，当场我就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关在重大阶梯教室隔离审查了一个礼拜。出来后，我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那年７月１９日，工作组把郑校长转移，押到松林坡招待所继续关押，转移时被我看见了，郑校长头发零乱，只穿着短裤、背心，打着光脚板，走在水泥路上。一位老革命，７级干部，就被他们这样整过来整过去，连鞋都不让穿，７月份的重庆，有多热啊！我看不过，一喊就喊过来几百人，围住工作组的人质问，双方僵持了一阵，都不了了之。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再次被打为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但不过半个月，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畏罪自杀，就在松林坡招待所。我们一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调查郑校长的死因，一面自发地围攻工作组。就从郑校长死的那一天开始，工作组就不得人心，重大师生反对工作组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啥子叫“８·１５派”，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讲，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５日那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的负责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们声援、支持他们。我当天就鼓动带了３０００多重大的师生员工到了师专，开大会声援造反派。这事就惊动了重庆市委，市委就派了副书记、副市长辛易之来师专，他代表市委宣布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坝上街游行，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 “５·１６通知”精神，坚决执行“１６条”措施。这就是重庆文革第一次大规模游行的所谓“８·１５事件”。此后，各个单位造反派纷纷赶工作组，都跑到重大来搬兵声援，“８·１５”的名声坐大了。“８·１５派”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全国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重庆是２月２８日，４６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革联会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革联会一把手是驻军首长，副主任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分担，我派了一个“副司令”去革联会当副主任，我自己没有当权，但我是支持革联会的。

　　成立了革联会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当官老爷，因此反对革联会；还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当权，被革联会排斥了，也反对革联会。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称“砸派”。“砸派”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广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是林彪的话。

　　当时，四川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６０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庭、市委书记张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党分子，一直关押。１９６７年五六月间，刘、张获平反昭雪，复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副主任。重庆两派围绕 “刘张”平反复出的问题加剧了分化，“８·１５派”反刘张，“反到底派”拥刘张。斗争越来越激烈，一直到后来武斗全面升级、爆发。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震撼世界，这是悲剧，防止悲剧重演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１５年牢，我负了责。

　　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３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发展成动拳头、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事件。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３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从动拳脚升级到使用钢钎、铁棍、匕首。是月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均发生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武力冲突。

　　１９６７年６月５日至８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派数千人参战，揭开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１９６７年７月８日，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９人，伤近２００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１９６７年７月３１日至８月６日，荣昌县两派共７００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７８人。同年，８月８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３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２４０人，伤１２９人，打沉船只３艘，重创１２艘；８月１３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８月１８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８月２８日，歇马场发生３０００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４０人，杨家坪街道被毁近半，武斗双方死亡１００人。”

　　１９６７年７月、８月、９月，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我一直在抚摸身上的刀伤枪伤”

　　陈卓（化名），男，原重庆某中等学校“反到底派”头头，１９６９年入狱，１９７２年释放，现为房地产商人。

　　我本人直接参加了武斗，从１９６７年打到１９６８年。我当时是学校“反到底派”的狗头军师（笑），同学们都喊我“参谋长”。我身体一直比较弱，弱不带兵嘛。

　　我惟一一次带兵是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９日至７月１日这次３天３夜的激战。６月２９日，“二和尚”跑到我们学校来搬救兵，他是建设厂技校“砸派”的头头，他指挥的建设厂“砸派”与“８·１５派”干起来了。当时武斗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战斗队员都产生了厌战情绪、恐怖情绪，都不愿去。我当时出于强烈的派性荣誉感，勉强把２００多名战斗队员集合起来，说谁愿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７０多个人出列。我们全副武装，甚至把解放鞋带取下来串着子弹夹挎在身上，省得在战场上换弹夹耽误几秒钟的战机，这是一种拼死到底的态度。当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陈辉（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当时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壮。我们在杨家坪参战，打了３天３夜，我们这一边惨败，我带去的７０多名战斗员当场牺牲了４个，还有７个被对方俘虏后也全遭枪毙了。

　　“二和尚”在撤退时睡着了，怎么都弄不醒，结果也被对方俘虏枪毙了。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是建设厂的子弟，他父亲是“８·１５派 ”的，因此那个同伴得救了，没遭父亲的阵营枪毙。“二和尚”是建设厂技校的学生，是资阳人，无人说情。我一直记得“二和尚”来找我搬救兵时的样子，穿着蓝色学生装，拴根牛皮带，铜扣锃亮，腰间插着一把驳壳枪，脚上穿着解放鞋，挽着裤管，中等个，短发，方脸，威风凛凛，但脸色苍白。

　　这次战斗，我们这一派也枪毙了对方４个俘虏，其中两个是我亲自俘虏的。我为此内疚、忏悔、痛苦了几十年，因为我无法忘记他们当时被俘虏的那一瞬间的目光。他们当时端着冲锋枪站在车间一台机床边，混战中我退进了这个车间，一发现他们我凭直觉判断是“８·１５派”的，立即冒诈我是“８·１５派”的，他们把枪背起来向我走近，我马上就———那一瞬间，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悔恨、恐怖、绝望。两人都有３０多岁，是工人，我想他们一定有儿女、妻子——— 这几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脱，永远得不到———这是兽性的恶，在现世中不会也不应该被宽恕。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这是全国武斗过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们这一批人心灵上永远的污点，它不会被时间磨灭。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抚摸身体上的刀伤，枪伤。

　　这次武斗结束后几天，１９６８年７月９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战火，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激战，附近民宅被炮击成千疮百孔。也是当月上旬，两派还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术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均出动水陆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上述地区民房、单位建筑、器材设备遭重创，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烂，全线停运１年多。经过上述几次大规模激战，重庆“８·１５派”彻底控制了局势，“反到底派”全体成员及其家属总计数十万人集体分批疏散，逃离重庆，“大清洗”的谣言像瘟疫一样倾压山城。

　　在逃到成都后（成都是以四川大学“８·２６派”为首的造反派天下，“８ ·２６派”是欢迎重庆“反到底派”的），弱不带兵的１８岁的陈卓再次纠合从重庆逃来的２０００多名红卫兵，因为人多枪少，他们拦截火车一路狂飙杀往四川绵阳、广元，找当地驻军要武器弹药，准备杀回重庆，被驻军拒绝，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惨祸。

　　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３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命令，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５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

“我跪在地上向死人请罪”

　　法官某某，男，５６岁，原文革武斗中“砸派”成员，已退休，离开家庭，独居在郊区，过着很无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乱，３次拒绝采访，最后却不过老战友的情面，终于对我们打开了话匣。

　　提到沙坪坝那个红卫兵墓地，我实在太熟了，不想说，太伤感了。（沉默）

　　当时，我在要害部门工作，因为一个同学的弟弟在化龙桥读书，我经常到他学校去看他，文革前我们就很熟了。后来运动开始，加上观点相近，我自然就加入了他们学校这一派（砸派）。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４日，这天下午，他们学校的学生拦截了一辆路过的“８ ·１５派”车辆，并扣押了随车人员和一位军代表。我向来不主张乱抓乱打，经过我的劝告，他们把人放了，但军代表因为时间晚了，当天没走成，继续被扣押。晚上，我得到情报：重庆大学“８·１５派”抢了武装部，得到了许多军用装备，并且准备攻打我们这边的学校，因为学校所在地化龙桥是重大到市区的必经地，所以从技术上考虑，重大“８·１５派”非拔掉这个钉子不可。这天晚上，大家都很紧张。凌晨３点钟左右，我看见夜空升起了３发红色信号弹，知道“８ ·１５派”进攻开始了。大约４点钟，我听见枪声，从声音判断，有冲锋枪、机枪，还有极少量的土制炸弹，这些火力一直在外围打到天亮。我们这一边都是冷兵器，仅有４支小口径步枪，其中３支不能用，只有１支可打。对方不摸底，以为我们沉着打埋伏，直到天亮了才冲进来，打死了１０个学生，他们也死了１个。

　　我和另一个同学躲在宿舍房顶，他同学脑门子上中了一枪，死掉了，我成了 “８·１５派”的俘虏。

　　从７月２５日到国庆节前，我当了２个多月的俘虏。我被押到沙坪坝公园挖过十几次墓，主要是处理掩埋那些对方不愿处理的尸体，都是高度腐烂、臭气熏天的尸体。我们要跪在这些尸体前，首先低头向尸体请罪，然后清洗创口，注射福尔马林，给尸体打扇子驱赶蚊虫、苍蝇。

　　管理我们这些俘虏埋尸的人叫郑志胜，他是重大学生，因为出身成份不好，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他要求来墓地负责，当时“８·１５派”派想在那里建自己派别的烈士陵园。郑为了争表现，一方面非常真诚地同情己方的死难者，一方面绞尽脑汁残酷折磨俘虏，所以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尸长”。有４次，我记得，郑志胜等我们挖好坑，把棺材放下去后，突然叫我们全部跪在坑边，他指挥别人从背后向我们开枪，我以为自己要陪葬了。他耍的这一招叫“假枪毙”，但哪一次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自己就亲眼目睹过他毙掉过一个女俘。

　　郑志胜后来分配到新疆工作，文革结束后被抓回来，因为有血债，开始就关押在我同学的单位，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在郑志胜手下当俘虏的经历，没少怂勇我趁机整他一把，但是我没有整过他一次。我始终认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个人恩恩怨怨，大家遭罪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这段非人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太大，我目睹了一个人在极端状态下人性恶的、丑陋的一面，它粉碎了自己也粉碎了别人的世界。这里看不见希望。这肯定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活。我对什么都看得无所谓，一生就这样子，无所谓了。

“校花” 之死

　　记者在墓地上发现了一块最完整的碑文，极具代表性，摘抄如下：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立碑者系“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记者从２９中校友录上查到了唐明渝的３个同学的地址，通过她们辗转找到了陈国英，她是欧家荣、唐明渝、余志强、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等６人死难现场惟一的幸存者，她十分友好地接待了突兀来访的记者。

　　一提起当时二十九中的“校花”唐明渝，和唐明渝的其他３位同学一样，陈大姐不胜唏嘘，她说：“唐明渝当时才１６岁，身高一米六几，热情大方、漂亮，特别擅长跳舞。我唱歌挺好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战斗团，唱歌跳舞搞宣传，大家都觉得挺好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死亡。结果一下子，４个女生，两个男生都死了，杨武惠死的时候还只有１４岁。”

　　陈国英回忆道：“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中午，很热，我正在家里午休，我家当时就住在今天的女人广场。３个女同学来叫我，说去帮‘８·１５派’的一个指挥部搬家，从杨柳街财贸俱乐部搬到外贸大楼，中午１点钟左右，我们开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俱乐部门口，东西都装完了，是一些棉絮、文具用品、纸张，没有一件武器。因为天气很热，我们５个女孩子嘴里都含着冰糕，大家都穿短袖衬衫、裙子、凉鞋。我们上了车，还在含冰糕的时候，枪响了。我因为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听见枪声，火力很猛，我想如果不跑，肯定会被打死，所以我立即跳车，跑进俱乐部大院，两个好心的陌生人给了我一件军衣，叫我快穿上，我穿好了军装，他们就托着我翻围墙，翻过去后我搞不清方向，居民赶紧给我指路，我朝着俱乐部反方向的路，从杨柳街———五一路———依人巷，一口气跑到了重医二附院，到医院后我才知道自己受伤了，一对长辫子被枪打断了，右手臂被子弹射穿，左手臂也被子弹拉开了一道口子，当时满身是血，脑子里一片空白。”出院以后，陈国英退出了战斗团宣传队。

　　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７日，陈国英清楚地记得，她和２９中的同学下放到乌江边的彭水县插队落户，坐船去的。“我是那条船上年纪最小的，那时很绝望，我是哭得最凶的一个，真的很伤心。”

　　江水茫茫，辞别山城，两年来的血雨腥风化作了无尽的伤怀，１８岁的陈国英１８年后回到重庆。

“想起来，就像做了一个恶梦。”

　　朱孝云，女７７岁，退休工人，寡居。１９６７年８月４日，她１７岁的独生子余志强死了。３４年来，她一直没去过墓地看她的爱子，她也一直坚持没有换过房间，“怕娃儿回来了找不到我。”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１日上午，好心的陈国英大姐领着记者，在临江路的一个老式门洞里找到了朱孝云，她听见陈国英亲切地喊她“姨妈，我是余志强的朋友，陈国英”就一把紧紧地抱着陈国英，“儿—呵”地恸哭起来。

　　３４年过去了，这位痛失爱子的母亲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１７岁的独生子，因为无力，她才没有了恨，才无奈，才隐忍。她打开被层层包裹的儿子的团员证，抚摸着儿子这生前惟一的一张照片，不断地泣诉，“我的娃儿好乖啊！他死得好可怜啊！”１７岁的余志强身着海军衫，英俊、迷人。

　　满头白发的朱孝云每天守在门洞里，卖０·２元钱一包的棉花糖，贴补家用，打发余年。

两个少年目睹母亲被杀

　　席庆生，男，１９５２年生，某民营企业高级职员；席庆川，男，１９５４年生，重庆美术公司摄影师。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他们兄弟俩目睹着母亲黄培英被杀。尔后，兄弟俩在沙坪坝公园亲手掩埋了母亲。那一年，母亲才３３岁。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母亲带着我兄弟俩从九龙坡区滩子口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家里出发，准备到李子林投奔亲戚，因为双方武斗越来越厉害。上午１０点左右出发，抄小路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大约１１点，这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因为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他（席庆川）在后面。我们身边的子弹乱飞，打得地上的土扑扑地扬起来。我有武斗的经历，赶紧喊卧倒，自己同时就卧倒在地，这时刻我就听见母亲“啊”地一声倒下去了，我转过来一看，母亲正痛苦万分地撑着胸部，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她身边，大声地叫妈妈、妈妈，抱着她的头，她手上的血汩汩地流下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我马上撕开身上的白汗衫，准备包扎，这时，对方又用高射机枪朝我们扫射，我马上脱掉白汗衫朝对方狂舞，表明我们是和平居民。但枪声未停，我又卧倒在地，弟弟躲在海椒地里。枪声一停，我又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我兄弟俩当时都没哭，绝望了，茫然了，极度恐惧之下不可能有眼泪。路边的农民这时从门洞里探出头来，朝我们招手，我们跑进门，背后山坡上的机枪又猛烈地叫起来了。我们俩抵着土墙浑身瘫软在地，我们一直躺了几个小时。下午五六点，我们沿着河沟，猫着腰，一会儿爬，一会儿跑，一会儿躲，逃到了大路上，继续朝李子林方向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亲戚。然而，我们赶到了李子林才发现，这里的一大片房子都已经遭到炮击毁坏了，空荡荡的，连人影都找不到了。我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走，被大批逃难的居民裹挟着朝钢花电影院方向移动，漫无目的地寻找父亲。这一年，我１５岁，弟弟１３岁。

　　后来，席庆生，席庆川兄弟俩亲手把年轻的母亲埋在沙坪坝公园无名的墓地里。从此，每年清明节，兄弟俩都要去那里烧纸，默哀。再后来，扫墓的行列里多了几个人，是他们的儿女。

　　席庆生说：“那以后，我凡遇到什么事，就跑到墓地看看母亲，坐一坐，吸一根烟，什么都淡了。”

　　兄弟俩告诉记者，文革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人去沙坪坝公园吊清明，不过最近四五年，去的人越来越多了，连今年春节还有不少人去那里烧纸、哭诉。“人们开始强烈地怀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亲人，”席庆生说，“我正在筹拍一部电影，以纪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人。”

（南方周末）

寒武纪

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敏感的，其实我并不想引起太多的注意而给站点带来麻烦

cdxiaohe

下面是引用寒武纪于2005-08-15 11:03发表的:
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敏感的，其实我并不想引起太多的注意而给站点带来麻烦

只讲历史，不发表评论 [s:2]

7-212

我隔壁的大伯亲自参加了空压场血洗嘉陵厂的战斗
他说他开着重型坦克冲在第一方阵
亲手摧毁了对方3辆由拖拉机架上37炮改装成的战车

据我爸爸说那天嘉陵厂至少死了500多

寒武纪

有兴趣的朋友看看吧

月光笑侠

本帖较敏感,拟于今晚11时删除.有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多看几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