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启蒙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消解

寒柳轩客

下面是引用风石堰于2005-03-30 23:14发表的:
贤弟与我所理解 的公共知识分子可能在概念上有点差异,我所反对的正是现在这种秉持传统的清议而无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基础的"自由漂浮的"公共知识分子,你所说的那种建立在结实的社会基础和公共空间(而且有自主性)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当然不是我所反对的,像桑塔格这种知识分子.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政府不允许这个空间自然生长起来,而社会运动又没有合法性的表达形式,所以我就觉得公共知识分子的议论很虚妄,其实我可能比你更悲观或者说更激进些的.一点浅见仅供参考,欢迎多批评

师兄所言极是.
我觉得无论是 "秉持传统的清议而无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基础的"自由漂浮的"公共知识分子", 还是 "建立在结实的社会基础和公共空间(而且有自主性)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至于哪个才叫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问题的所在. 实质上我们要追求的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由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进化,而由于概念理解的差异,师兄的高见是"公共知识分子"向"公民知识分子"进化.而小弟的愚见是"传统知识分子"向"公共知识分子"的进化.
但却是殊途同归的.

风石堰

事实上传统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它所依附的科举制在1905年就废除了,这就意味着传统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制度性联系被割裂了,当然他们在特权丧失后仍然幻想着以前的生活,而且传统知识分子有一个强大的道统支持着,敢于抵抗政统,但现在知识分子只能在书斋里革命,生产话语泡沫,也许只能说他们有传统性而不能称他们为传统知识分子.其实在我的文章里,也并不是将公共知识分子与公民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我仅仅是希望在这个社会活动的不只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应该有为了捍卫自身正当利益而抗争的"公共知识分子",就像当年的拉什迪面对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世界性通缉而坚决地捍卫自身利益一样.

寒柳轩客

师兄说:传统知识分子有一个强大的道统支持着,敢于抵抗政统.
我感觉现在绝大多数人所希冀的正是这种足以对抗"政统"的"道统",也就是制度性联系被割裂之后仍然幻想着文人结社与清议的迷梦,希冀知识分子由书斋回归广场."公共知识分子"的表述可能在这方面占了绝大多数的含义,这样看来,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还是一相情愿的.倒不如强调"公民知识分子"的一针见血强.只有造就了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无数个体才能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的整体合力,这种效益是潜在的,但能量却是巨大的.
不知道对师兄的理解是否有偏谬?

风石堰

古代的道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有强大的民间社会作为基础,远的不说,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公开的批评蒋介石(如张季鸾\刘文典等),建国后也只有梁漱溟跟毛在大会上干了一架.为什么建国前他们可以这样做,因为有一个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抗政治的公共文化,现在则是如唐太宗所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囊中",都几乎被学院体制收购了,没被收购的也在努力扩大名声等着待价而沽.所以知识分子也就只能在书斋里想象广场的革命,将现实的反抗抽象成符号的反抗,这就是国内新左派干的事情.而且标榜为底层代言,却偏偏使用最晦涩的底层无法明白的学术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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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引用风石堰于2005-04-02 23:02发表的:
古代的道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有强大的民间社会作为基础,远的不说,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公开的批评蒋介石(如张季鸾刘文典等),建国后也只有梁漱溟跟毛在大会上干了一架.为什么建国前他们可以这样做,因为有一个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抗政治的公共文化,现在则是如唐太宗所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囊中",都几乎被学院体制收购了,没被收购的也在努力扩大名声等着待价而沽.所以知识分子也就只能在书斋里想象广场的革命,将现实的反抗抽象成符号的反抗,这就是国内新左派干的事情.而且标榜为底层代言,却偏偏使用最晦涩的底层无法明白的学术黑话

师兄提到的这个道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国家权力无所不在的渗透，用一种微观物理学的方式控制住了整个社会，当然也就控制住了知识分子及其言论

风石堰

所以在这点我们是有共识的,在国家之外应该还有一个"自主性的社会"存在,这个社会可以给知识分子提供资源,提供安身立命的意义与价值感,现在的问题是建国后所有的民间组织都被摧毁了,市民社会形成的根基被抽空了,所以知识分子也就只能仰人鼻息了.而且正是因为社会的不存在,道德的基础也丧失了,普遍的犬儒化就开始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实在根本上就失效了.不知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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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引用风石堰于2005-04-03 11:00发表的:
所以在这点我们是有共识的,在国家之外应该还有一个"自主性的社会"存在,这个社会可以给知识分子提供资源,提供安身立命的意义与价值感,现在的问题是建国后所有的民间组织都被摧毁了,市民社会形成的根基被抽空了,所以知识分子也就只能仰人鼻息了.而且正是因为社会的不存在,道德的基础也丧失了,普遍的犬儒化就开始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实在根本上就失效了.不知以为然否?

深以为然
不过这种国家权力的深入规训可能正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

时务轩

香港和澳门在回归后所呈现的不同政治生态，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正是由于两地民间社会组织发育程度的差距导致的。

风石堰

民族国家是源于欧洲的历史概念,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被引入更多的是为了救亡的需要,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同时,市民社会同样地在生长,正只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捍卫民主的价值(即一切重大事情都必须通过商议和讨论),同时也能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中保卫了个人的"私密生活的自由"),这点可以参考阿伦特的相关论述.
但是,在近代中国尤其是建国后,民族国家意识几乎是一种强暴的方式推行到这个社会的每个细部,虽然也有一套论证其合理性的意识形态体系,但是几乎不再能成为一种正当性和信仰.而且,最可悲的是国家空前强大了,集体动员能力空前强大了,但是民间对抗非法侵扰的能力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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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一般也先经历了一个民族国家侵蚀市民社会的时期，最终在双方的斗争博弈中达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平衡，这方面的论述确实是阿伦特最为深刻
而在中国，建国的历程始终笼罩在亡国的阴云之下，因此一切都被在一个压抑的空间内展开，表现出非常的状态

风石堰

所以自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的讨论甚为激烈,都在在学术的符号掩饰下商谈政治的出路,但在我看来,汪晖所谓的中国被全面地卷入全球性资本主义体系,从而导致社会危机,只说对了一半,中国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资本主义)后,革命的原有对象依然存在,即专制权力的广泛渗透,权贵资本主义的侵蚀正在生长的市民社会.

风石堰

最近在想,其实从九十年代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启蒙就已经开始瓦解了,正如五四<新青年>阵营的瓦解和分化一样,所谓学术凸显,思想淡出.如果说80年代大家都还在寻求改革的资源和合法性的话,那么那时大家至少还有态度上的同一性,到了九十年代后,国家权力和市场权力的双重侵蚀,让知识分子以前的关于启蒙的一元化的宏大叙事基本上土崩瓦解了,到了世纪末新左与自由主义论战,就可以看出启蒙的分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启蒙不存在了,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合法性就缺少了一个学理的背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