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李鸿章说得好：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stupid-ass

邹愚




——看樊刚与李稻葵：失去话语垄断的恐惧！

从李稻葵的怀念不争论时代，到樊刚的“网民的意见不能代表民意”。众多知识精英对于互联网言论的害怕、恐惧以及排斥，充分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代中国“专业型知识分子”们正在陷入一个恐惧当中：在过去，他们曾经成功地借助了知识分子这个神话，获得了一个时期的话语权，如今却陷入知识分子神话破灭后失去话语权的恐惧当中。

福柯说：话语即权力，实际上，“谁在说”，这是话语——权力体系中的重要前提。谁掌握了话语，也就意味着谁掌握了权力，尤其是“谁以大众之名来说”。

实际上，早在福柯之前，康德就分离过知识与道德着两个领域。所谓的“知识分子神话”，是说无论大众还是知识阶层本身，往往将知识分子视为大众的引导者、真理的拥有者、社会的批判者。然而，确定知识分子一词的内涵往往是困难的，是否有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如果说有知识的人一定是知识分子，那么这一阶层不比工人和农民阶层道德水准更高、价值判断更准、更具备人文精神。比如，据一些资料记载，……期间，对知识分子迫害最厉害的就是知识分子，再比如，海德格尔曾经和纳粹携手。如果说知识分子必须要具备某些素质，如良知、勇气、使命感等，那么一个工人、一个农民完全可以称得上知识分子。

因此，福柯针对19世纪的“普遍型知识分子”，提出了“专业型知识分子”的理论。按照福柯的说法，专业型知识分子不能代表普遍价值，他们是各自领域内的专家，专业型知识分子不能指明何谓真理，但是他们可以在各自的领域揭示真相。

通过对“普遍型知识分子”和“专业型知识分子”的区分，实际上可以很明白地看出，包括张维迎、樊刚以及李稻葵等在内，他们实际上只是“专业型知识分子”，他们并不代表普遍价值，甚至也不能指明何谓真理，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其领域内揭示真相而已。

问题是，过去的数十年间，这些专业型知识分子（主要是经济学领域的知识阶层）被人们误解为了普遍型知识分子，因此成为当然的真理在握，他们所掌握的话语（实际上可以被视为“软权力”）到了无届弗远的地步，他们不但掌握了官方的话语系统——具体表现就是唯GDP增长论，甚至民间的话语体系也深受支配，经济学者不但介入经济政策，还深度介入了社会公共产品领域的政策制定，如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等，这种对于经济学理论的滥用，客观上形成了经济学家在中国的话语垄断局面，可以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事实证明，专业型的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只是在其领域内揭示真相，一旦他们被误认为“普遍型知识分子”，则其获得的话语（权力）将使得专业领域的规律被粗暴地滥用在其他领域，由于专业型知识分子并不掌握真理，他们维系话语体系的唯一途径就是与权力交姌。

权力最可怕的方面，是操纵了人的精神，人成为自身的看守，任何先进的监狱也自叹弗如，由于成为自身的看守，也就是所谓的意识上的自我阉割，专业型知识分子可能向普遍型知识分子的转变道路被堵死了，而要求专业知识分子承担起与其话语权力相匹配的普遍型知识分子的责任将是致命的，这必将割断他们与权力的联系，这是张维迎、樊刚等这些专业型知识分子恐惧的根源。因为他们是顶着“普遍型知识分子”桂冠的伪普遍型知识分子。这也是他们为何只敢寄望于权力的自身变革，而不敢直面权力的正义化的公民要求的原因。

对于专业型知识分子的身份廓清，有助于社会对于他们话语体系的识别，认识到他们所揭示的只是专业领域的真相，其话语的影响力将大大下降，其作用只局限在其特定的领域内。对于习惯掌握了大众话语体系的专业型知识分子来说，失去话语的普遍影响是相当致命和令人失落的，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否定公众的言论，来保持其对话语体系的垄断，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