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夕阳秋草

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一 重提自由主义的历史条件

  在90年代后半期，中国知识界的一大动向，是一批学者重提自由主义的话题，欲图通过对于自由主义的反思、研究、倡导，丰富实现现代化和达致宪政民主的思想学理资源。这种动向因为受到强烈拒斥和狙击而格外引人注目，形势迫使我们阐明自己的立场，澄清某些误解或曲解，回应重要的批评。

  作为多年禁忌的话题，自由主义重新露面决非偶然，国内外一系列历史性巨变是召唤它登场的动因。

  在90年代中后期，历经反复曲折的改革、开放路线终呈不可逆转之势，争论多年的市场经济导向被正式肯定。但是，要深入认清“一大二公”极左路线的弊害，要使市场导向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是非补不可的一课。

  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再次提出来，依法治国、权力制衡、公民权利等话题，在自由主义话语系统中表达和讨论，比任何其他话语更适当和切题。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而来的，是矫正社会不公的方式和革新的手段与速度问题，虽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几乎一直指向激进的维度，但借重理性、依靠法律、妥协缓进的自由主义理路给人一种新的启示和希望。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的剧变引起国人的深切关注，提出的解释和应对措施截然不同。一种把事变归结为“帝国主义颠覆、演变”和“复辟野心家”的阴谋，另一种则得出斯大林模式彻底破产的结论：经济上的高度集中和政治上的极权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在西欧和北美，知识分子曾经分为两个阵营，一方包括雷蒙 阿隆等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斯大林主义，另一方有萨特等左派，极力为之辩护。苏东事件使人有理由认为长期争论以自由主义一方获胜而告终。

  在90年代，国人普遍感到全球化时代正在来临，不管价值立场如何，全球化浪潮是“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与此同时，中国以与世界各国共庆《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方式，明确表明自己对人类文明和国际公认准则的认同。

  90年代的自由主义对80年代文化热中的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基本持肯定态度，并与之有一种继承、发展关系。它把哲学层面上的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转化为制度安排，把对文革式的神权政治与专制主义的谴责落实为法治与分权的防范与保证。

  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引介、研究、梳理工作对于自由主义话语的兴起起到了酝酿和推动作用。西方政治哲学家伯克、托克维尔、哈耶克、伯林的学说引起了广泛兴趣，填补了以前知识中的空白。对胡适的重新研究和评价，对殷海光的介绍和认识，对顾准的发掘和尊崇，形成了正面评价自由主义的氛围。

  自由主义刚一露头，就遭遇到一连串挑战和难题。它必须解释，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度小有声势 (30和40年代) 的自由主义为何惨遭失败，是客观原因使然，还是出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观努力不够，抑或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使其不能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有人存心责难90年代的自由主义，极有机心地提出，自由主义的主张表明，少数知识分子只关心自己的言论自由，不关心劳动群众的疾苦；也有人貌似公允和折衷地认为，自由主义者关心政治自由，而与之论争的新左派则关心经济民主。

  在90年代，中国民间思想文化的主要思潮大致有三种：新儒学 (或文化保守主义) 、新左派 (加后现代主义) ，以及自由主义。新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和对立不是根本性的，因为它认同现代化取向和市场经济，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它与部分启蒙派的论争，内容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接近世纪之交时，新儒学人士再次强调传统的作用，但清楚表明这是以现代化为前提和框架。由于新儒学有中庸之道的品格，自由主义有妥协的禀性，二者在多元文化的共识之下和平共处，甚至形成良性互动的希望是很大的。

  不论从中国和欧美的历史看，还是从左派思潮的内涵看，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是根本性的，它对自由主义 (即它认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的敌视与攻击从来都超过对极权主义的批评 (想一想左派对斯大林主义的默认或辩护，比较一下自由主义和左派对法西斯的揭露与批判，再看看在今日中国二者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期极左路线的态度) 。在90年代后期的中国，当人们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大题目下作文章时，新左派的唯一攻击目标就是自由主义。当然，和历史上一样，自由主义会在回应时认真考虑对方的观点，修改完善自己的立场。

  应该看到，就像“新左派”、“新儒家”等等是不甚确切，有可能不被当事人承认的标签一样，“自由主义”也是常被人任意使用的称呼。一些自命为自由主义的观点，其实与自由主义相距甚远，甚至大相迳庭。严肃的自由主义立场应澄清自己的观点，与某些伪自由主义划清界限。至于自由主义本身会包括各种不同观点，则是自然的。

  二 基本立场：个人自由的优先性

  我们应该阐明自由主义的出发点，它的基本价值观，以判断一些有差异的主张能否归到自由主义的名号之下，一些自称的，或被攻击的自由主义是否真是自由主义。

  有人以当代西方社群主义 (communitarianism) 的出现为据证明，自由主义在其西方发源地已陷入困境 (言下之意是在中国更不值一提) ；有人说中国当下的自由主义言路是为富人服务，具有贵族性；有人大谈里根-撒切尔夫人政策的失败 (是否真是失败？) ，把具体政策混同于基本原理，由此得出自由主义破产的结论；有人以自由主义在历史中的发展变化，描绘出以下图画：它被冲得七零八落，变得支离破碎。为回应上述种种批评，有必要弄清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什么。

  当新左派大肆批评自由主义时，其基本立场晦暗不明、游移不定，他们百般挑剔，说这种观点是教条，那种主张过于简单，但从不把自己的价值观明确陈述出来。其实，说到底，双方在基本价值立场上有分歧，让我们使争论直指问题的核心。

  自由主义把个人自由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理论要说服人，就要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事物的根本不是别的，只能是人本身。说到人，首先是个人。

  个人构成人群，构成社会，在发生学和本体论的意义上，个人是优先的。

  人类以人为尺度看待万物，而个人以自己为尺度看待他人和外物；每个人具有一套完整的神经和感受系统，快乐和痛苦首先是，最终也是个人的。因此，从认识论和价值上说，个人是基本单位。

  虽然社会关系的影响在个人身上清晰可见，但在相同环境中人格与个性的歧异证明了个人主体性和独特性的存在。

  自由首先是个人的，不然，在非外族统治的专制下，谈不自由或奴役就没有意义。当我们说一个国家、一个阶级不自由时，这一定指其中的大多数个人不自由。

  强调个人自由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这种因素最为匮乏，只是在本世纪初的启蒙和新文化运动中，个人自由才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由于外患内乱，个人自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话题，更不用说得到社会或制度的保障。90年代此话重提，展示了中国在下一世纪的希望。

  这里所说的自由，是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而言，不是在哲学和审美层次上而言。不然，按黑格尔的名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一个人若是通古今之变，即使在监狱中也是自由的；或者会如现代左派一样，把电影、小说、音乐等一切文化形式都当成统治阶级剥夺人民群众自由的意识形态，把自己置于高于或对立于“庸众”的位置。

  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并不意味着抹杀人的社会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在理想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个人自由为出发点，派生出自由主义的一系列重要主张。

  自由主义认为对个人财产的保护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历史也证明，得到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基础。中国近年来有知识分子提出在宪法中补上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这或是出于保障个人自由的考虑，或是想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律基础。但是，新左派不断攻击说，那只是因为有人在私有化过程中发了财 (或发了不义之财) ，才要求以立法的形式保护个人财产权，这完全是蛊惑性的指控。我们应该关心宪法中应不应该有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而不应该臆断提出修宪者的动机。另外，保护私有财产当然是指保护正当得到的财产，不然，新左派更可以振振有词地指控说，只有小偷和强盗得手之后为使不义之财合法化，才求助于宪法。

  自由主义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政府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这是洞见) ，因此提出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国有制条件下，国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和滥用与对经济权力的垄断和滥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资本与权力的剥离有利于个人自由。而新左派始终只关心资本对于民主的威胁，他们所说的资本，指与国家权力相脱离的资本，这很容易导致放松对国家权力的警惕。事实上，他们认为威胁与侵犯的主要来源已由国家权力变成了资本。

  自由主义最早，并且始终如一地倡导多元文化观，主张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认同不同的道德文化价值，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自由。显而易见，每个人有权选择不同的文化价值，法律应保护这种个人自由，这一点必须是普遍的原则。有人引证加拿大社群主义者泰勒 (Charles Talyor) 的观点，否定上述普遍原则。首先要问的是，动不动就把话语和权力与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理论家，这一次为什么不把泰勒的主张当成魁北克分离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呢 (泰勒确曾深深卷入魁北京的政治运动) ？然后可以指出，社群主义以多元文化始 (只是针对个人自由和法律的普遍性) ，但结果却会自我否定。如果一个族群或文化共同体能以自己的独特性抗拒普遍的准则和法律，那么它之内的次群也可以抗拒它，依此类推，最后选择的自由还是只能落实到个人。

  是否真正认同和捍卫个人自由，是自由主义和其他理论流派的根本分歧。最近有人说：“如果一个人真正地坚持个人的权利，并承认这种权利的社会性，他就应该抛弃那种原子论的个人概念，从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1》真是高深莫测的逻辑！难道只有社会主义才承认并保护个人权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文革时的社会主义？同一作者还奉劝人们去读罗尔斯的书，似乎罗尔斯的经典作品证明了他的逻辑。《2》但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恰恰主张自由的优先性，并以字典排列的方式将其视为第一优先规则。《3》

  三 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主要内容和攻坚之战是从高度集中的指令型国有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转轨期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议论。分歧之点主要在于，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还是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不是自发和自下而上产生形成的，而是由原权力中心驱动，自上而下推动的。权力机构中不少人从抵制到积极，认识上有一个从意识形态惯性到从既得利益考虑的过程。权力渗透、扭曲和控制市场，以权力汇换资本，是必然会发生的。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国的现阶段是在重复历史。在以自生自发为主的英法资本主义初期，贵族和官僚凭权力介入资本积累和营运过程，第三等级与贵族王室的勾结是明目张胆的。期间种种丑恶与不义，曾遭到揭露、批判和诅咒，但历史也就这样过来了，市场自身发展的要求和规律，加上人们的理性努力 (对正义的呼唤，各阶级对自己长远利益的认识，可以用妥协和立法调节不同利益的制度条件) ，终于使市场经济制度日益完善和发达，使建立在这之上的民主宪政体制日趋稳固。人们可以，也应该不断地反思批判这种制度，但时至今日还没有现实的替代方案，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最具吸引力和威胁性的竞争者，要么失败，要么不得不改弦更张。

  近代世界的现代化史，尤其是亚洲一些国家和政权的民主化历程表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并不是同义语，在相当一段时期，反民主的权力完全可以容纳，甚至推行市场运作方式，并从中大获其利，但从长远看，市场经济是瓦解集权制度的基本因素。我们没有把握说，市场必定导致民主，即不能说市场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但我们却可以说市场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因为自近代以来，还未发现真正的、稳定的民主与市场经济分离的事例，所谓必要而不充分，是说达致民主还需要许多别的努力。市场条件与极不可取的社会状况、政治条件并存，完全有可能，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处于转轨期的中国，要看清旧体制、市场和民主前景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并非易事。

  有人 (比如有个别经济学家) 把适用于理想市场条件下的学说、理论、概念、公式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而无所不在的权力干预，多变的政策使他们的研究纯属纸上谈兵。有人把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认为除了等待这个阶级的壮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他们对于民主的意愿和参与，不是抱怨，就是咒骂。

  认为市场经济会自动导致民主固然是幼稚和错误的，但新左派反其道而行之，把自由经济视为奴役的力量，则更为荒谬。有人想与哈耶克唱反调 (但无法驳斥其论点和论据) ，大胆断言：“在“到奴役的道路”上，资本自由化看起来是加剧了特权阶层的特权，增加了奴役而不是民主。”《4》论者似乎忘记了，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权力和资本是融为一体的，因此，自由资本的出现，要么是与权力相剥离，要么是独立于权力而产生 (哪怕这两件事都只能相对而言) 的结果，权力当然力图控制它，但会愈来愈力不从心，从而使民间空间有可能缓慢扩展。同一论者还说：“正像如果我们不想让几个财团垄断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共同资源，垄断了价格、雇工和市场，进而心安理得地奴役我们，并造就一个有钱人因过剩而不买，大多数人则买不起的反市场的经济危机，我们就必须为工人阶级，为中小企业，为农民争取权力”。《5》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因为对中国现实无所指而令人莫名其妙，后半段因狂妄和自不量力而使人吃惊。言不由衷的话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的斗争对象是垄断财团，那你恐怕得申请奖学金、签证 (最好是获得绿卡、国籍) 到美国去干革命，但这就与中国的劳苦大众无关了。

  对于自由主义立场而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能返回衣、食、住、行都被人包办，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当左派声称要为工农、中小企业争取权力时，他们其实并没有认真想过下一步要干什么。替群众向政府索取更多的权力和福利？还是企图取代政府的角色，在经济上充当群众的指导者和监护人？为什么不考虑争取逐步实现每个人都摆脱人身依附，在机会大致均等的条件下凭个人能力获取所得的体制？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公正问题。在中国，确实有人认为市场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可能有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支持或默认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从学理上讲，自由主义强调财产获取、转移的正当与合法，反对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侵害；从实际上看，中国学者中最早和一直呼吁并论证社会公正的，主要是公开认同自由主义原理，与新左派展开论战的人。《6》新左派在什么时候大力提倡社会公正呢？他们只是在攻击自由主义的时候才对此大加议论和喧染，事实上，公正成了他们打自由主义的一根棍子。

夕阳秋草

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一 重提自由主义的历史条件

  在90年代后半期，中国知识界的一大动向，是一批学者重提自由主义的话题，欲图通过对于自由主义的反思、研究、倡导，丰富实现现代化和达致宪政民主的思想学理资源。这种动向因为受到强烈拒斥和狙击而格外引人注目，形势迫使我们阐明自己的立场，澄清某些误解或曲解，回应重要的批评。

  作为多年禁忌的话题，自由主义重新露面决非偶然，国内外一系列历史性巨变是召唤它登场的动因。

  在90年代中后期，历经反复曲折的改革、开放路线终呈不可逆转之势，争论多年的市场经济导向被正式肯定。但是，要深入认清“一大二公”极左路线的弊害，要使市场导向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是非补不可的一课。

  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再次提出来，依法治国、权力制衡、公民权利等话题，在自由主义话语系统中表达和讨论，比任何其他话语更适当和切题。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而来的，是矫正社会不公的方式和革新的手段与速度问题，虽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几乎一直指向激进的维度，但借重理性、依靠法律、妥协缓进的自由主义理路给人一种新的启示和希望。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的剧变引起国人的深切关注，提出的解释和应对措施截然不同。一种把事变归结为“帝国主义颠覆、演变”和“复辟野心家”的阴谋，另一种则得出斯大林模式彻底破产的结论：经济上的高度集中和政治上的极权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在西欧和北美，知识分子曾经分为两个阵营，一方包括雷蒙 阿隆等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斯大林主义，另一方有萨特等左派，极力为之辩护。苏东事件使人有理由认为长期争论以自由主义一方获胜而告终。

  在90年代，国人普遍感到全球化时代正在来临，不管价值立场如何，全球化浪潮是“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与此同时，中国以与世界各国共庆《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方式，明确表明自己对人类文明和国际公认准则的认同。

  90年代的自由主义对80年代文化热中的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基本持肯定态度，并与之有一种继承、发展关系。它把哲学层面上的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转化为制度安排，把对文革式的神权政治与专制主义的谴责落实为法治与分权的防范与保证。

  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引介、研究、梳理工作对于自由主义话语的兴起起到了酝酿和推动作用。西方政治哲学家伯克、托克维尔、哈耶克、伯林的学说引起了广泛兴趣，填补了以前知识中的空白。对胡适的重新研究和评价，对殷海光的介绍和认识，对顾准的发掘和尊崇，形成了正面评价自由主义的氛围。

  自由主义刚一露头，就遭遇到一连串挑战和难题。它必须解释，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度小有声势 (30和40年代) 的自由主义为何惨遭失败，是客观原因使然，还是出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观努力不够，抑或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使其不能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有人存心责难90年代的自由主义，极有机心地提出，自由主义的主张表明，少数知识分子只关心自己的言论自由，不关心劳动群众的疾苦；也有人貌似公允和折衷地认为，自由主义者关心政治自由，而与之论争的新左派则关心经济民主。

  在90年代，中国民间思想文化的主要思潮大致有三种：新儒学 (或文化保守主义) 、新左派 (加后现代主义) ，以及自由主义。新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和对立不是根本性的，因为它认同现代化取向和市场经济，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它与部分启蒙派的论争，内容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接近世纪之交时，新儒学人士再次强调传统的作用，但清楚表明这是以现代化为前提和框架。由于新儒学有中庸之道的品格，自由主义有妥协的禀性，二者在多元文化的共识之下和平共处，甚至形成良性互动的希望是很大的。

  不论从中国和欧美的历史看，还是从左派思潮的内涵看，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是根本性的，它对自由主义 (即它认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的敌视与攻击从来都超过对极权主义的批评 (想一想左派对斯大林主义的默认或辩护，比较一下自由主义和左派对法西斯的揭露与批判，再看看在今日中国二者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期极左路线的态度) 。在90年代后期的中国，当人们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大题目下作文章时，新左派的唯一攻击目标就是自由主义。当然，和历史上一样，自由主义会在回应时认真考虑对方的观点，修改完善自己的立场。

  应该看到，就像“新左派”、“新儒家”等等是不甚确切，有可能不被当事人承认的标签一样，“自由主义”也是常被人任意使用的称呼。一些自命为自由主义的观点，其实与自由主义相距甚远，甚至大相迳庭。严肃的自由主义立场应澄清自己的观点，与某些伪自由主义划清界限。至于自由主义本身会包括各种不同观点，则是自然的。

  二 基本立场：个人自由的优先性

  我们应该阐明自由主义的出发点，它的基本价值观，以判断一些有差异的主张能否归到自由主义的名号之下，一些自称的，或被攻击的自由主义是否真是自由主义。

  有人以当代西方社群主义 (communitarianism) 的出现为据证明，自由主义在其西方发源地已陷入困境 (言下之意是在中国更不值一提) ；有人说中国当下的自由主义言路是为富人服务，具有贵族性；有人大谈里根-撒切尔夫人政策的失败 (是否真是失败？) ，把具体政策混同于基本原理，由此得出自由主义破产的结论；有人以自由主义在历史中的发展变化，描绘出以下图画：它被冲得七零八落，变得支离破碎。为回应上述种种批评，有必要弄清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什么。

  当新左派大肆批评自由主义时，其基本立场晦暗不明、游移不定，他们百般挑剔，说这种观点是教条，那种主张过于简单，但从不把自己的价值观明确陈述出来。其实，说到底，双方在基本价值立场上有分歧，让我们使争论直指问题的核心。

  自由主义把个人自由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理论要说服人，就要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事物的根本不是别的，只能是人本身。说到人，首先是个人。

  个人构成人群，构成社会，在发生学和本体论的意义上，个人是优先的。

  人类以人为尺度看待万物，而个人以自己为尺度看待他人和外物；每个人具有一套完整的神经和感受系统，快乐和痛苦首先是，最终也是个人的。因此，从认识论和价值上说，个人是基本单位。

  虽然社会关系的影响在个人身上清晰可见，但在相同环境中人格与个性的歧异证明了个人主体性和独特性的存在。

  自由首先是个人的，不然，在非外族统治的专制下，谈不自由或奴役就没有意义。当我们说一个国家、一个阶级不自由时，这一定指其中的大多数个人不自由。

  强调个人自由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这种因素最为匮乏，只是在本世纪初的启蒙和新文化运动中，个人自由才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由于外患内乱，个人自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话题，更不用说得到社会或制度的保障。90年代此话重提，展示了中国在下一世纪的希望。

  这里所说的自由，是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而言，不是在哲学和审美层次上而言。不然，按黑格尔的名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一个人若是通古今之变，即使在监狱中也是自由的；或者会如现代左派一样，把电影、小说、音乐等一切文化形式都当成统治阶级剥夺人民群众自由的意识形态，把自己置于高于或对立于“庸众”的位置。

  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并不意味着抹杀人的社会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在理想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个人自由为出发点，派生出自由主义的一系列重要主张。

  自由主义认为对个人财产的保护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历史也证明，得到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基础。中国近年来有知识分子提出在宪法中补上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这或是出于保障个人自由的考虑，或是想为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律基础。但是，新左派不断攻击说，那只是因为有人在私有化过程中发了财 (或发了不义之财) ，才要求以立法的形式保护个人财产权，这完全是蛊惑性的指控。我们应该关心宪法中应不应该有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而不应该臆断提出修宪者的动机。另外，保护私有财产当然是指保护正当得到的财产，不然，新左派更可以振振有词地指控说，只有小偷和强盗得手之后为使不义之财合法化，才求助于宪法。

  自由主义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政府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这是洞见) ，因此提出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国有制条件下，国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和滥用与对经济权力的垄断和滥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资本与权力的剥离有利于个人自由。而新左派始终只关心资本对于民主的威胁，他们所说的资本，指与国家权力相脱离的资本，这很容易导致放松对国家权力的警惕。事实上，他们认为威胁与侵犯的主要来源已由国家权力变成了资本。

  自由主义最早，并且始终如一地倡导多元文化观，主张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认同不同的道德文化价值，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自由。显而易见，每个人有权选择不同的文化价值，法律应保护这种个人自由，这一点必须是普遍的原则。有人引证加拿大社群主义者泰勒 (Charles Talyor) 的观点，否定上述普遍原则。首先要问的是，动不动就把话语和权力与意识形态相联系的理论家，这一次为什么不把泰勒的主张当成魁北克分离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呢 (泰勒确曾深深卷入魁北京的政治运动) ？然后可以指出，社群主义以多元文化始 (只是针对个人自由和法律的普遍性) ，但结果却会自我否定。如果一个族群或文化共同体能以自己的独特性抗拒普遍的准则和法律，那么它之内的次群也可以抗拒它，依此类推，最后选择的自由还是只能落实到个人。

  是否真正认同和捍卫个人自由，是自由主义和其他理论流派的根本分歧。最近有人说：“如果一个人真正地坚持个人的权利，并承认这种权利的社会性，他就应该抛弃那种原子论的个人概念，从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1》真是高深莫测的逻辑！难道只有社会主义才承认并保护个人权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文革时的社会主义？同一作者还奉劝人们去读罗尔斯的书，似乎罗尔斯的经典作品证明了他的逻辑。《2》但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恰恰主张自由的优先性，并以字典排列的方式将其视为第一优先规则。《3》

  三 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主要内容和攻坚之战是从高度集中的指令型国有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转轨期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议论。分歧之点主要在于，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从而要对其批判和抵制，还是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权力体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规范，因此出路在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改革和市场化过程不是自发和自下而上产生形成的，而是由原权力中心驱动，自上而下推动的。权力机构中不少人从抵制到积极，认识上有一个从意识形态惯性到从既得利益考虑的过程。权力渗透、扭曲和控制市场，以权力汇换资本，是必然会发生的。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国的现阶段是在重复历史。在以自生自发为主的英法资本主义初期，贵族和官僚凭权力介入资本积累和营运过程，第三等级与贵族王室的勾结是明目张胆的。期间种种丑恶与不义，曾遭到揭露、批判和诅咒，但历史也就这样过来了，市场自身发展的要求和规律，加上人们的理性努力 (对正义的呼唤，各阶级对自己长远利益的认识，可以用妥协和立法调节不同利益的制度条件) ，终于使市场经济制度日益完善和发达，使建立在这之上的民主宪政体制日趋稳固。人们可以，也应该不断地反思批判这种制度，但时至今日还没有现实的替代方案，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最具吸引力和威胁性的竞争者，要么失败，要么不得不改弦更张。

  近代世界的现代化史，尤其是亚洲一些国家和政权的民主化历程表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并不是同义语，在相当一段时期，反民主的权力完全可以容纳，甚至推行市场运作方式，并从中大获其利，但从长远看，市场经济是瓦解集权制度的基本因素。我们没有把握说，市场必定导致民主，即不能说市场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但我们却可以说市场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因为自近代以来，还未发现真正的、稳定的民主与市场经济分离的事例，所谓必要而不充分，是说达致民主还需要许多别的努力。市场条件与极不可取的社会状况、政治条件并存，完全有可能，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处于转轨期的中国，要看清旧体制、市场和民主前景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并非易事。

  有人 (比如有个别经济学家) 把适用于理想市场条件下的学说、理论、概念、公式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而无所不在的权力干预，多变的政策使他们的研究纯属纸上谈兵。有人把中国的民主进程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认为除了等待这个阶级的壮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他们对于民主的意愿和参与，不是抱怨，就是咒骂。

  认为市场经济会自动导致民主固然是幼稚和错误的，但新左派反其道而行之，把自由经济视为奴役的力量，则更为荒谬。有人想与哈耶克唱反调 (但无法驳斥其论点和论据) ，大胆断言：“在“到奴役的道路”上，资本自由化看起来是加剧了特权阶层的特权，增加了奴役而不是民主。”《4》论者似乎忘记了，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权力和资本是融为一体的，因此，自由资本的出现，要么是与权力相剥离，要么是独立于权力而产生 (哪怕这两件事都只能相对而言) 的结果，权力当然力图控制它，但会愈来愈力不从心，从而使民间空间有可能缓慢扩展。同一论者还说：“正像如果我们不想让几个财团垄断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共同资源，垄断了价格、雇工和市场，进而心安理得地奴役我们，并造就一个有钱人因过剩而不买，大多数人则买不起的反市场的经济危机，我们就必须为工人阶级，为中小企业，为农民争取权力”。《5》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因为对中国现实无所指而令人莫名其妙，后半段因狂妄和自不量力而使人吃惊。言不由衷的话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的斗争对象是垄断财团，那你恐怕得申请奖学金、签证 (最好是获得绿卡、国籍) 到美国去干革命，但这就与中国的劳苦大众无关了。

  对于自由主义立场而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能返回衣、食、住、行都被人包办，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当左派声称要为工农、中小企业争取权力时，他们其实并没有认真想过下一步要干什么。替群众向政府索取更多的权力和福利？还是企图取代政府的角色，在经济上充当群众的指导者和监护人？为什么不考虑争取逐步实现每个人都摆脱人身依附，在机会大致均等的条件下凭个人能力获取所得的体制？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公正问题。在中国，确实有人认为市场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全推到普通人民群众身上。可能有少数自命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支持或默认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义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从学理上讲，自由主义强调财产获取、转移的正当与合法，反对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侵害；从实际上看，中国学者中最早和一直呼吁并论证社会公正的，主要是公开认同自由主义原理，与新左派展开论战的人。《6》新左派在什么时候大力提倡社会公正呢？他们只是在攻击自由主义的时候才对此大加议论和喧染，事实上，公正成了他们打自由主义的一根棍子。

夕阳秋草

自由主义者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他们反对和矫正不公正的主张是理性、建设性和可行的。简单说来，第一，要搞真市场、真正的自由竞争，要使规则公正，人人遵守，要把权力遂出市场；第二，要依靠法治，完善法制，例如，通过修宪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通过立法缩小贫富差距，依靠法律惩处腐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他们不提倡“打土豪、分田地”，他们并不否认人民群体有要求公正的权利，但把重点放在避免革命，防患于未然方面。而我们的左派呢？既诅咒市场，又对法律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大加怀疑，除了口号和姿态，他们提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

  中国当前的公正问题对所有的思考者都是一个难题。固然，要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的不公正变成有理有据的判断已并非易事，而更难的是，谁来实施，如何实施公正？在西方，有这么一个问题：对于各类从业者的收入，有什么理由和权力实施再分配？如果一定要实施，势必求助于超社会的力量----政府，这会不会因此扩张政府的势力，到头来威胁到公民的自由？这就是诺齐克 (Robert Nozick) 反对罗尔斯的思路。而在中国，不公正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和官商勾结的违法形式，也表现在几种经济成分竞争时的不平等，谁来承付改革的代价诸方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争取公正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在某种情况下，权力是腐败的来源，在另一些情况下，反腐败、求公正的努力要在现有权力构架之内，甚至求助于权力来进行。自由主义立场和权力的关系毋宁是，警惕权力而并不天然与权力对立，因为说到底，权力应该是用来保护人民利益的。当然，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从长远和根本上说，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保障言论自由以确保新闻舆论监督，使权力受到约束，才是争取公正的正确途径。在目前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根本区别是，前者诉诸于法治，承认权力在实施公正中的作用，又要大力提防它借此僭越与扩张，而后者诉诸于知识精英为民请命的意识和群众抗议运动，虽然中国的新左派由于并不想真正干点什么，他们的倾向和具体主张不太清楚。

  四 关于全球化生产贸易体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大致与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高潮同步，这对我们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考验。所谓考验，就是说，是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它，还是像鸵鸟一样回避，甚至以顽固的态度拒斥，对我们并非不是问题。

  从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在近代的遭遇讲，我们对强势的西方各国总是心有余悸、心存疑虑，我们不习惯和强者打交道 (其实谁也不喜欢和强者打交道) ，我们感到外部世界由陌生的、不平等的规则支配。但鸦片战争的历史教训是，拒绝适应，拒绝打交道，拒绝学习是行不通的，最后吃大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即使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人想欺负我们，占我们便宜，我们还得硬着头皮学别人那一套，“先生为什么老是欺负学生？”这一问表面振振有词，但由此而来的政策并不高明。

  从长期支配我们的意识形态讲，我们观察全球形势时只熟悉一个分析框架，即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但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与对抗，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的论断，己不适应目前这个高科技、信息化时代，不适应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全球共同目标。

  按照当今新左派的分析，当代世界经济体系是由发达国家制定，只有利于发达国家压迫和剥削后进国家的体制，其规则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是不公正的。揭露不公正，与不公正抗争，当然是应该的，但持偏颇之说，一概而论，无助于我们认识世界经济体制和在其中活动。以最大的GATT和WTO为例，中国自愿申请加入该组织，当然是因为在仔细权衡利弊得失，发现利大于弊之后作出的决定。一百多个国家中的多数一方面抱怨不公正，一方面又自愿签署协定，说明加入该组织总是合算的，不然，有那么多人是傻瓜或卖国贼？这种常识，恐怕比种种高深的理论更可靠。我们还知道，经过所谓“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协定中不断增加了一些反映发展中国家要求的条款。比如，完成降低农产品进口税的义务，发达国家只有6年时间，发展中国家可用10年，而最不发达国家可免除此项义务。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仍然认为该协定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但他们没有笼而统之地、简单偏颇地说不平等(这样反而不能服人)，而是说“实力不均等的伙伴之间的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认识到这一点，在抱怨不平等之余，更重要的是利用现有格局中的有利因素自己努力，加快发展。

  在全球化高潮的近20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率高出发达国家一倍，据估计，这种趋势今后还会持续下去，在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是发达国家增长率的三倍。这证明了全球化和全球生产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正面作用。

  在50年代初，当中共领导还在贯彻新民主主义路线时，刘少奇在天津有一番讲话，他说，虽然资本家有剥削的一面，但也有解决就业问题和发展生产力的一面，因此要允许他们经营，与他们合作，不要一看到人家赚钱就眼红和反对。刘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大批特批，被说成是鼓吹“剥削有功论”，而历史证明刘是对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自己的经济时，最严重的问题是缺少资金，因此引入外资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投资者当然是图利的，别人有所得，自己更有所得，结果是对双方有利。不要以为别人所得就是自己所失，就是受剥削，反过来，别人也可以认为你之所得就是他之所失，就是他受了剥削。到底谁更需要对方，是外方更图我们的市场、原料、人力，还是我们更图人家的资金、技术，这是说不清的。

  但是，新左派并不是从互助和互利的角度看待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观点与其说是实事求是、恰如其份的分析，不如说是义愤填膺的控诉和全球革命宣言。比如，最近有人撰文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剥夺和奴役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它们现在也和殖民地时代一样主宰着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生存一天也离不开而且每天都要再生产两极分化的全球等级结构。”《7 》论者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只能是一种不平等的发展，甚至是自杀性的发展，因为“现代技术与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灾难性的结合，无论是对于人民还是对于环境，都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其严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殖民主义时代。”《8 》论者的结论很清楚，第三世界国家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现在发展是自杀”，“不能在一国发展”，“先革命，后建设”的论调是极其荒谬和危险的，它只会使后进国家耽溺于“世界革命”的幻想和狂热中，在经济上永远落后，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在最近二、三十年，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上有飞速发展，这充分说明，在全球化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能否发展，事在人为。克服经济发展中的负面效果 (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 ，也是事在人为，不必抱悲观宿命态度，在这方面，国际合作也是有益的。

  五 国情与分析的理论框架

  进入90年代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受此变化的影响，中国国内情况也发生了微妙而意义深远的变化。现实中各种现象的交错，各种力量的冲击，国外新思潮的涌入，使中国知识界立场和观点相当歧异，总括起来可以说，分歧和对立集中于下列问题：中国目前情况如何，中国未来应当向何处去？不同的看法基于对国情有不同的认识，以及分析的理论框架大不相同。

  相当一批人的思路和一百年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路一脉相承，在现代化的总纲领之下，包括了对于自由、民主、富强的认同和追求。50年代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使既定的思路丰富了内容，使某些方面更为鲜明、突出。简单说来可以提三点：第一，“一穷二白”的社会主义和“大批资本主义”造成的贫穷落后使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市场经济制度，看到经济的高度计划与集权和政治极权之间的关系，承认市场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第二，“无法无天”、“全面专政”、家长制、一言堂造成的惨剧使人们迫切地呼唤民主与法治；第三，长期不断，以各种名目进行的思想清洗和文化批判运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真理观造成的学术萎靡、文化凋零使人向往一种多元文化局面。凡此种种，都与以前的导向一致，即反省、批判自己的传统 (除了几千年的旧传统、大传统，述有几十年的小传统、新传统) ；继续面向世界，学习先进，分享人类共同的文明和价值。显而易见，以上诸方面和自由主义原理有不解之缘。

  作为自由思想者，持上述立场的知识分子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总会有批判性的态度和言论。他们批判官僚主义、批判腐败、批判崇洋媚外，但批判的主要锋芒，是针对晚期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即在社会主义名目下搞的极左的一套。因为正是这一套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造成了中国近几十年的灾难。他们还认为，从思想、理论上认真、彻底地对这一套东西进行清理，是尚未完成但必须完成的任务。二十年来，坚持和深化这种批判，还是阻挠这种批判的对立斗争，一直十分明显。80年代“文化热”中涌现的主要思潮和理论，归根究底是针对中国现实，围绕着这种批判进行的。热衷于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的人，不能从历史渊源和现实维度看问题，对他们而言，80年代的“文化热”是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观，他们只会挑剔各种理论预设，而把握不住基本方向。

  9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言说的冒头，与时隐时现、时断时续、时强时弱的上述清理与批判相互呼应，甚至共为一体。自由主义为这种批判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建设性的方向，与这种清理批判的结盟或结合使自由主义言路的历史感和现实性更强。当然，也使二者都成为新左派的攻击对象。

  90年代市场化的势头，腐败的加剧和公正向题的尖锐对每一种社会思想立场都提出了新问题。老左派把全部问题都归罪于改革开放、市场化，大力坚持他们的“社会主义”；持反左立场的人中，一部分简单地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市场经济最终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更具批判精神的人则没有这种盲目乐观，他们认为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搞得好中国可以由此而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搞得不好则会有一个金权、家族统治新型专制制度，就像在南美洲某些国家和印尼出现的情况一样。他们看到了旧权力形式在新条件下的变化和活动，并不认为中国的危险只有旧式的、左的牌号----类似于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但坚持认为新形式的不公正根源在旧体制，批判和阻挡市场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总之，他们在新形势下坚持反左的大方向。当然，只有认为中国的左倾流毒既深且广，至今仍有市场的人才会这么做。

  看得出来，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比如没有制约的政府权力对人民权利可能的侵犯和危害，集中的计划经济与人们丧失权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清理专制残余和流毒的启示和思想资源，但并未提供“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甚至连可直接运用的理论也没有提供。现在人们可以读伯克、托克维尔、哈耶克、伯林等思想家的书，但他们写书的时代条件与当前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只能将大师们 (并不限于自由主义者) 的思想精华当作自己的思想养份，而不是指针，更不是教条。

  新左派对当代中国的分析完全借重于一些外国理论家 (比如阿明和华伦斯坦) 的论述，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他们的理论学说在其故土的地位和有效性如何；第二，他们与中国当下现实的适切性如何。这里暂且不谈第一个问题，只谈第二个方面。

  很容易发现，新左派思考的出发点不是现实，而是理论。为了把西方左派关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知识和概念运用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国情进行变形和套裁，使之适合于当代西方新左和新马的分析框架。让我们对一个文本加以剖析。

  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力图证明，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条件，甚至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的行为、职能、作用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的状况，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批判的对象和批判的思路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中国国情变化之巨大和根本真需要我们思维更新、改弦更张，那么我们首先期待的是对于国情变化的有根据的说明。但论者并未提供这种说明，我们首先读到，往下也一直读到的是抽象、含混、暗示性的文字，比如此文在开头时就说：“中国没有如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瓦解，但这并设有妨碍中国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中国政府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并未妨碍下述结论：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如果我们试图理解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思想和文化状况，就必须理解上述变迁及其伴随的社会变化。”《9》什么叫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90年代之前中国是否在这过程之外？如何判断一个社会或政府的行为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谈这些需要明确的标准、可靠的事实和大量的数据，但论者没有提供一星半点，因此这么重要的国情判断就只能流于印象、感想和任意性。

  作者还说：“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国家资本、民间资本、外来资本之间的关系怎样？新阶级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关系怎样？农民与城市人口的关系怎样？发达的沿海地区与落后的内地的关系怎样？所有这些社会关系都需要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市场关系中来考察”。《10》作者列举的上述种种关系，都产生于中国现实，我们当然只能在中国现实的和历史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关系中来分析它们，作者主张需要把它们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来考察，这句模棱两可的话有两种含义，第一，要把它们从中国现实抽离，放到另一种认识框架中去考察，这当然是错误的；第二，它们本身就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若如此，还需将其“置于”这种关系就令人费解，而其前提恰恰需要证明：中国社会关系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

  我们和新左派的分歧关键之处就在这里，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就社会性质和政治制度而言，和1949年建立，经历50、60、70、80年代的社会和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没有革命、设有断裂、没有质变。只有把中国的社会性质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才能把西方新左和新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诊断和批判搬到中国，才能开创一种新颖的言路。作者指责他以贬义称呼的启蒙派对中国问题只是“简单地从政治角度来分析” (言下之意是只强调自由民主，不从经济角度分析，即不去大批大反资本主义) ，作者还指责他们“将自己的视野束缚在道德的层面或者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框架内”《11》 (即从反封建、反专制的角度看问题) ，都是谴责他们没有把矛头对准资本主义。

  要证明中国社会现在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外国资本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决非易事。论者唯一明确一些的话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己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己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12》以上说法非常含混和随意，而且看不到根据。关于1997年 (即此文发表时) 中国的情况，我们从权威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 上所能得到的数据是，投资：国有经济占总投资的52.5%，其余占47.5 %，(其中联营经济占0.5%，外商投资占7.8%，港澳台投资占3.8%) ，就业人数：国有经济占总数的15.9%，联营经济占0.1%，外商占o.4%，港澳台投资占0.4%，农民占从业总人数的71%。《13》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还有一点重要的是非国有资产在法律上的地位，时至今日，宪法载明的是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尚未在宪法中得到确认，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市场社会在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呢？

  把中国说成是市场社会，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其结果是把批判的视线从中国社会内部引开，“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14》比如，“今天的腐败经常表现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15》这种舍近求远、避实就虚的“批判精神”真不知是因为糊涂，还是另有企图。

  当然，如果纯抽象地从逻辑上推想，中国有朝一日也会发展到这一步，那时运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珍断和分析不一定正确，但至少不至于不切题。社会生活是如此复杂、发展不平衡，张春桥在1975年 (那时中国多穷、多落后，多么社会主义！) 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就可以大谈资本主义的危险 (张春桥为写文章在上海郊区作过调查研究，很下了点硬功夫) ，何况二十多年后大搞改革开放的今天。但不论对老左派还是新左派都有这样的问题：能否根据一些现象和趋向，把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危机归结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好与坏问题----准确地说应该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某个发展阶段是否有进步意义，我们和新老左派有分歧，其中价值判断部分很难说得清楚，但今日之中国是否为资本主义，却是一个可以根据事实和大致得到公认的标准来判断的问题。

  认真说来，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有两个方面应特别注意。一方面，要看到权力在适应市场化时的灵活善变，捕捉到它的新表现形式，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可能性：市场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模式结合的可能性，它以一种畸变形式支撑和延续这个模式。如果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新左派会说，看，我们早就说过不要对市场期望过高！而自由派则会说，我们对这个模式的力量从来没有估计过低！

注释

  《1》、《2》汪晖：“中国社会思想的世纪末分化”，《天涯》，1999年第1期，第30页。

  《3》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

  《4》、《5》韩毓海：““资本”等于“自由化”吗？”，《科学时报》，1999年1月3日。

  《6》比如，参见卞悟论“公正至上”的一系列文章，载《东方》1994年第6期，1995年第2、6期，朱学勤、秦晖为何清涟著《中国的陷阱》 (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 所写的导读，以及本文作者的“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 (《天涯》1997年第4期)、“当前中国思想争论” (《博览群书》1998年第9期) 。

  《7》、《8》陈燕谷：“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读书》，1998年第12期，第4---8页。

  《9》、《10》、《11》、《12》、《14》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第133、146、135、135、146页。

  《13》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8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15》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第27页。

钓灵感

疑惑:
1.在我国,自由主义这个称呼曾几何时变了些味道,似乎只有少数人才明白.
如何才能让大家明白呢?

2.要达到一种"均衡",是要有很多相互的力的作用影响.
那么社会或者群体对个体的暗示之类如果导致了偏差,该怎么办呢?
进而群体与群体之间呢?
再到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社会?

百川

自由主义万岁!

莫二

其实如严复先生所说，自由主义不外乎四个字：群己权界，再多地阐述和实践，也只不过是尽量切合和遵守这四个字而已

阿波罗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罗尔斯这样的人才会扬名天下。自由主义在美国被称为保守主义，最早是亚当斯密提出的，也就是说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使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指导思想，但是也仅仅限定在经济领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确理论，何况自由主义从来都不是明确的，各种流派的新的老的，让人眼花缭乱。
  自由主义在美国受到冷落的时候，在中国却大有市场，为什么？到底是哪些在宣扬自由主义呢？很明显，是那些在二十多年改革中“先富”的一批人，他们或者因为个人的本领或者利用体制的漏洞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大赚发财了。现在，从经济上来说，自由主义当然是最有利于高收入阶层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平等思想在现实面前都显得尴尬不已，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解决公正的问题，很明显，自由主义是无能为力的。
  作为20世纪中国曾经流行的一种思潮，为什么终结于李敖了呢？其实说明白一些，自由主义注定是与乱世相联系的，失去了政治的高压，它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所以作为一种思想，个人和阶层可以喜欢和信仰，但是却不能作为政府主流的知道思想。

湘江一叶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没什么不好。
虽然它不一定是最好的主义，但至少是一种比较好的主义。
信仰自由主义与“先富”“后富”没有必然的联系。

莫二

保守主义不等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是西方一个比较基本的政治倾向，因为自由主义倾向于减少控制，保守治理，所以大多是保守的，保守在西方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西方政治的主流就是保守，而非激进

自由主义很复杂，因为自由主义是最切近社会政治最基本的问题的理论，所以各种对它的修正和批判数不胜数，自由主义的源头也不是简单的亚当斯密，他只是第一个很好的描述的经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原理（我一直理解为弱政府与弱干涉），在它之前，洛克甚至文艺复兴思想家都对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进行过阐述，自由主义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权利义务问题，也就是公权与私权的关系问题，这是永远也不会受冷落的，反思自由主义不意味着超越，还是在它的范畴之内，因为公权与私权是一切政治的根本，而群己权界的区分则是一个永远不能否定的公理，它和政治局势无关，和某人无关（李敖先生太看得起自己了，连胡适先生也没有说自己可以对自由主义怎么怎么样），它是一种普适，但不独霸的思想倾向

莫二

自由主义最先显示出它的实用性的地方是在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这不表示他就不适用于别的经济，因为自由主义经济提倡的自由竞争，国家规避，相信市场，恐怕是具有普适性的，而且自由主义远远不只在经济领域有影响，今天世界上发展最良好的政治制度都有它的影子，文化，社会它也无所不在，自由主义有局限性，但是它有更强的普适性

禅心秋水

引用第4楼莫二于2006-05-03 20:15发表的“”:
其实如严复先生所说，自由主义不外乎四个字：群己权界，再多地阐述和实践，也只不过是尽量切合和遵守这四个字而已

对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真是看多了就厌倦了

徐友渔应该拿出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勇气,好好继续研究一下文革
利在千秋啊
可惜

禅心秋水

都说自由主义保守主义
都忘了西方还有一股三足鼎立的思潮_社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