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项原来不读书

前身汉武帝

论语、孟子同列“四书”，孔孟之道自此而成“形”。孟子一书于尊德性道问学之外，特多资政言论，观孟子与列国帝王如梁惠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之属问答，大有国是顾问的派头。相较之下，孔夫子的参政意识虽也甚强，其周游列国兜售治国方略的兴致也是临老方休，但论语一书倒大抵为其传道授业解惑的文字记录，问政-议政的对答（或曰政治哲学、政治伦理言论）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以西人之眼光衡量，孔孟皆为有专学而意图经世的“公共知识分子” ，与一般公共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均以“帝王师”自许和自期。“帝王师”有虚实二义，著书立说以明治国之术，此为虚，当面给帝王授课（如南书房行走之类）或辅佐帝王执政，此为实。孔孟都不甘心只作意淫式的“帝王师”，而是要亲临庙堂、化知为行，孔子后来被册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又被今文派拥为“素王”（无冕之王），算是功德圆满。孔孟之后的中国士人也多以实际的“帝王师”为最高理想，古语所谓“不为良臣、便为良医”，即是士人心态的真实写照，孔明、魏征、司马光这类人物则是以辅佐君王为一生志向而得遇“明君”、得展所长的范例，其生平际遇向为士林流传之佳话。儒家有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立功”的极致便是为“帝王师”，以“仁心”行“仁政”。如果做不成实际的“帝王师”，那就专心“立言”、“立德”，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也，鲜有撇下师道尊严、意图自立为王者，而王莽之流遂为千古士林之异数。往白了说，中国历代读书人在尊王、奉正朔等“封建思想”的“荼毒”下，心心念念只是要做帝王的左右“行走”，哪怕这帝王其实只是一白痴，倒是文盲、武夫、地痞、流氓凭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蛮性常有“彼可取而代也”的念头，所以中国历史上多有白痴作皇帝、大儒当跟班的情形，“刘项原来不读书”就是对这幅漫画的最好注脚。

古希腊的哲人就没那么憨厚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老实不客气地要自己来做帝王，绝不陪文盲读书，也绝不给文盲当顾问。苏格拉底就大剌剌地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理想国》第五卷）这番话在中国士人听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皇帝没教养，只能开导之，教化之，开导不成，或归隐，或死谏，断无自己来作皇帝的道理。刘项可以不读书，但读书人不可以不知书达礼，哲人而欲自立为王，简直是僭越。

其实，即使是在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哲人王”理念也是一种过于前卫的思想，所以他称其为“最大的怪论之浪”。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而其他人都是心灵的盲者，也就是被千差万别的多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的人，他们不知道每一事物的实在，他们的心灵里没有任何清晰的“原型”（如“理想国”），所以无法制订出“关于美、正义和善的法律”，因此，唯有哲学家才有资格出任城邦的领袖。照苏格拉底的标准，一般知识人也不配作帝王，因为他们虽不是文盲，却是心灵的盲者，缺乏直达实在世界的“灵魂的视力”，也就无法赋予世界以合理的“形式”与和谐的秩序。不过，从人类数千年的政治实践来看，苏格拉底的标准订得太高了些，也绝对了些。历史证明，统治者如果能够理解、接受并推行（政治）哲学家所制订的“关于美、正义和善的法律”，能够以一个国家的“整体幸福”而不是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幸福为目标，他不必是哲学家，但照样能够使他所管理的国家成为“各部分痛痒相关”的“理想国”。当然，一个能够理解、接受并推行（政治）哲学家所制订的“关于美、正义和善的法律”的统治者，必然是一个向往真知、尊重理性、不囿于一己一党之私的人，他或许读书不多，但必定具有哲学家的潜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哲人王”的政治诉求看似高不可攀，却可以转换为衡量统治者与政治家的切实标准。以此标准观之，古今中外多少政坛名流，不过是一匆匆来去的政客罢了。对岸的陈水扁就是这样一个靠操弄族群对立、罔顾治下民众“整体幸福”与整体利益的典型政客，不过他的先师不是别人，正是靠操弄阶级斗争、群众斗争以获取最高威权的那位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倘以“哲人王”与“帝王师”的理想相比较，则前者的境界明显高出一个档次。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不能为“哲人王”的梦想提供驰骋空间而只能为“帝王师”的梦想提供滋生土壤的社会，绝不是一个开放社会。孔孟之道是一条通向“天道”与“仁政”的道路，也是一条通向“帝王师”的道路，这条道一转向，就是一条通向“哲人王”的新路，能不能走上这条新路，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好，这是对儒家文化现代传人的一大考验。
有人提出：“传统社会中‘王者师’而有成者不在少数，而在西方，真由‘哲人王’造就的伟业倒是稀少。在西方‘王者师’也还是有的，那个给黑森的菲利浦出馊主意的路德不就是么？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与思想的基础》中里面的‘王者师’也是一捞一大把。”我想我有必要强调指出，我的立论重心在这句话：“一个不能为‘哲人王’的梦想提供驰骋空间而只能为‘帝王师’的梦想提供滋生土壤的社会，绝不是一个开放社会。”我并不是在否定“帝王师”或“王者师”的功业，只是从理想境界上来说，哲人王的理想更可以见出一个社会的思想自由度。此外，苏格拉底所谓哲人，是有其特指的.哲人王理想背后的思路是王侯无种，贤者居之；帝王师理想背后的思路是王侯有种，贤者辅之。前者近于民主思想，后者受尊王意识左右，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也许魏武、梁武可以算中国式的哲人王（并不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哲人王），而儒家思想中不也有“内圣外王”的理念？但在儒家思想中，我们无法找到苏格拉底式的王侯无种、贤者居之的理念，而是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及血统优先论。儒家帝王师理想的目标之一是将帝王（也许是一个白痴）教化为中国式的哲人王，促其发仁心、行仁政，一旦该帝王不吃这一套，儒生就无计可施了。孔孟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此文谈论孔孟纯属有感而发，确实偏向于“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的路子”。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我把读经当作是一次补课，作为中国人文学者，不读四书五经恐怕说不过去，因为它们确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切把握，则必须读这些原典。不过，我并无意成为经学研究者，而是希望在阅读中有所启示，并为我所用。戴震主张“以词通道”，也就是在训诂的基础上考义理。我自问没有考据的耐心，所以我是走“六经注我”的路子，希望在会通中西理论的基础上因应时势而有所新创，当然尽可能以最好的注本为依据。

湘云楚水

呵呵，一个为哲人王的梦想提供驰骋空间的社会，可能更危险，因为整个社会都有可能被当作某种政治哲学的试验品

当归

写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