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之际遇 zt

kyozhou

文：贺攀峰

孟子日：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

　　本文的观点：在湖南大学现有的二大王牌（化学化工与土木工程）基础上，有步骤地发展岳麓书院（非现实的岳麓书院），是时，三足鼎立之势成矣！而发展岳麓书院，首在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认识，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新的经济哲学思想，以及两个文明的综合科学的思想作出新的诠释，此乃千年书院应尽的义务，也是千秋事业的呼唤。

一、 西学东渐的大环境中挣扎的传统文化
　　由于晚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自从1840年国门被敲开以后，古老中国，十分勉强地向西方文化低头，试着学习他们的车舰，枪炮等。随着机械文明的输入，西方的宗教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思想等西学对中国文化开始了无情的渗透。接着而来的就是自由民主，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无序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盲目实验，最终促成人文政治“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的悲惨局面。
　　当时的中国青年们，一方面痛心于国家民族的懦弱，而急欲救亡图强，另一方面又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于是整个思想界陷于古今中外的矛盾冲突之中，呈现混乱局面。由此而产生了心理上的群情激愤，“革命”“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以为非“文艺复兴活动”不能救中国，因之，五四运动应运而发。正在需要进行文化思想的重整的关键时期，东方的日本，同样输入了西方的科学文明的日本（但日本仅以西方的科学文明为用，仍以中国宋、明儒学发展而成的。王阳明理学化成的日本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为体）掀起侵略的浪潮，百学皆废，文化领域更加突出，在一片混乱之中，西方文化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并有后发制人，取而代之之势。
　　在西方文明输入的同时，由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具有高度物质文明的西方，由于精神文明的匮乏，反而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传统人文思想感兴趣，而与东方片面追求物质文明的进步和工商业的发展、片面追求现实的物质享受，形成鲜明的对比。甚至有学者认为“神秘的西方、现实的东方”的戏剧性格局正在开始形成。更有人提出“西学东渐，东学西显”的观点，认为“神秘的西方，现实的东方”有两层含义：（1）西方文明，尤其是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仅能给人物质的享受，而且片面的物质文明已经造成了很多的现实问题，故而曾经非常现实的西方转而重视注重精神享受的东方“神秘”文化。（2）“西学东渐，东学西显”“渐者”，浸也，有从本质上被渗透之虞；：“显”者，象也，显象而已，从“体”“用”两方面而言，显其“用”者，而“体”仍为本体，而西学东渐后的东方文化，既显其“用”而“体”亦“渐”非。由此观之，西方在东西文化结合方面比东方更符合安易理太极原理。
　　综上所述，在“西学东渐，东学西显”这一大环境下，在全球化趋势更进一步之时，我们要从科学的发达、物质文明的进步，工商业的发展去认识美国等西方国家，并学习其文明成果。但更主要的是要客观地认识自己的传统人文文化，并能在现时代确立起自己的人文体系，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原则下，中西合璧，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创造更加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方面充当应有的角色。

二、当前岳麓书院传统文化研究之利弊
　　师夷之长以制夷之短。此“夷之长“不仅指西方先进的科技文明，现实的经济哲学思想，也包括中国浩瀚的传统文明。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千年不朽，世所罕见。其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完整性方面历来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由其辐射发展而成的湖湘文化更是博大精深，既能医人且能医世。因此湖湘文化这一最具生机的地域文化必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　　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应该且必定成为岳麓书院传统文化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
　　近现代与湖湘文化密切相关的三个人分别是：王夫之、曾国藩和毛泽东。王夫之和毛泽东的道德学问和事功是没得说的，岳麓书院对此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而对处于时空夹缝中的曾国藩及其学术思想给人以避之唯恐不及之感。其实研究传统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这三个人都是缺一不可的，缺少哪一个，都会造成传统文化（尤其湖湘文化）史上一段时间和空间的空白。鉴于此，下面着重说说曾国藩于湖湘文化之不可或缺的理由。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大政治家，无论在其生活的咸（丰）、同（治）之际，还是在其身归道山以后直至今天的一百多年，都是一个颇受争义的人物。其学术思想，是靠他的事功陪衬出理学的思想，他的学问不光学识而已，而是与实际应用，与他所成就的事功紧密相联的，是真正的“知行合一”的学问。撇开其理学上的造诣不论，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有其经济思想。在我看来，其经济思想与现今风靡全球的凯恩斯经济理论有过而无不及。举个例子，湘军攻下南京后，“百废待兴”，曾国藩总督两江任上，首在致力于发展生产，这是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次在发展秦淮河的娱乐业，以消费来拉动经济发展（这在本质上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相差无几）。据清史载，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迅及得到改善。至于曾圣人为何会有此招，这正是岳麓书院经世致用之学陶冶下的曾国藩与只会“之乎者也”的“八股大学士”的最大区别所在。
　　其次，有其局部改良思想。稍有点近代史常识的就知道中国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旨在局部改良，尤其是经济军事方面。而曾国藩是洋务运动地方上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在其主持下派谴了第一批清国留学生，这对近现代中国产生过莫大的影响。
以上的两点，禀着《易经》“物物一太极，唯变所适“的易理太极思想，是值得今人借鉴和变　通的。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刊行《船山全书》，此事与中国近代革命可以“前因后果”谓之。打下南京后，曾氏兄弟权倾朝野，其所主持刊行的《船山全书》自然成为士人、官僚争相阅读的文献。王船山系明末清初五大儒（黄梨洲、顾亭林、颜习斋、李二曲、王船山）之一，其学术思想实质也是“为鼓吹民族主义，反清复明而努力，以为经世之学的阐扬”。是时，船山思想的广泛传播（借刊行之风），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几十年后中国历史的又一次巨变——辛亥革命。
　　堪比文圣，却能不拘小节；堪比诸葛，却总尚朴守拙；堪为忠烈，却能忍辱负重，身败名裂亦在所不惜。这就是曾国藩，一百七十五年前岳麓书院的一位学子，亦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更是湖湘文化不断发展纵深的推波助澜者，我们今天能将他“开除“出局吗？
借鉴整治古建筑“整旧如旧”原则、研究古文经典“以经解经”的成功经验，评价历史人手也应以古论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师夷之长以制夷之短”，求同存异。

三、 大环境中的小特区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二十多年，“经济特区”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其优越性有目同睹，我们为何不大胆开辟“文化特区”，这将更加有利于师夷之长以制夷之短，更加有利于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文化特区”的要领不光是要将岳麓书院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而有比这更为深远的内涵：发展自己的特色，扮好自己的角色。不然的话，定会遭遇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同样的境况：祥林嫂开头一两次讲阿毛的故事还能博得围观者的眼泪和同情，到后来人们都厌烦的时候，她还在讲那个老故事，此时别人说得比她还好，人们就只把她作为笑柄了。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的人缺乏应有的同情心理（是否想到受害者马加爵及其余四位“旁观者”）；同时也说明不讲究自己特色的发展，而只讲求现实生活的需要，终究逃不掉遭人厌烦，甚至自取灭亡的下场。
　　每次走进岳麓书院，都听到导游声色并茂地讲解岳麓书院曾经辉煌的算学，物理，（易学）堪舆学等经世致用之学，但我们书院至今可能还没开设《易经》等课程，不开《易经》等课程，想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那不是朽木求实吗？同时本身也是对自己特色的一种放弃。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们早已放下了千年学府的“包袱”，睡了一大觉，醒来以后发现全国已有三十多所高等院校在研究易理太极思想，易经堪舆学了。这时，我们说不定要派人到那些学校去取经了。各位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不好意思，几千年前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佛教发源地的印度今天不就要到中国来学佛吗？
　　上面讲到“文化特区”的有容乃大，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原则下，我们对西方文化也是敞开大门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千年岳麓书院在积极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担负起解决当前最迫切的问题的责任。何谓最迫切的问题，国学大师南怀瑾指出当前最迫切的两个问题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原则下，如何建立起新的经济哲学思想，如何沟通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综合科学的思想，在岳麓书院传统文化研究博士点审批下来以后，这些问题不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课题。
　　改革开放之浩荡东风吹大地皆春。春风化雨，岳麓书院也重新披上绿的春装，再度焕焕发春的生机。乘次时势，岳麓书院也必定能够开辟若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途径，让五千年中华文明再获新生。

四、 结论
　　“无论西方或东方，无论工商业进步或落后的地区，总而言之，仍如昨日一样，依然为了物质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的出路而困扰。换言之，就是为人类经济生活的平均与分配问题，以及人们心理的安祥和精神的归宿问题而困扰。”本文第三部分最后引述的两大千秋课题就是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的。
　　对从事这种人文文化学术思想的千秋大业而言，不能只图个人或团体目前的出路与现实生活的需要，而要以眼前的现实换取永远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