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岁月·生活（《新阅》杂志第五期文章）

姐姐

　 书·岁月·生活
        文/张晓波
　　                      一
　　
因喜读书，便去买书，这大约也是一种绝症。儿时母亲经常责骂我，但我依旧买书不懈。现在回家，见到房间里那些书，又顿生出几分欣慰来，多亏了当年自己能抵挡住母亲的威逼利诱。买过多少书，从来没有清点过，有几回，总想好好给这些杂乱的书仔细编目，但这一努力最后还是放弃了，新增人口不断增加我的工作，又因我的生活环境不断改变，想好好给他们排队，似乎也不大可能。有好事者跟我说，应该立一个书账，多了，才可记得这些书的来龙去脉，这样清楚，以后自己也可明白这些书是怎么来的，也是人生一大趣味。不过，不断改变环境以及怠惰，让我一直没有这个清闲的福气，一仍其旧，依然不作任何记录。不过因了我的好记性，也从不买复本，于是，我更确信我的记忆比账簿更可靠。惟有一本书买了两本，是别尔嘉耶夫的《自我认识》，两遍读完，犹觉不过瘾，但不知书放哪里去了，四处搜寻，仍然不获，于是只得去买第二本。半年之后，因为要出一趟远门，整理行装之中，在一个包里发现了那本《自我认识》。又半年之后，在北京的地坛书市见到，原价25的书，已然变成了5元。
　　
不过，我还是做过很多关于读书的计划——有些类似于以前的计划经济，每天阅读多少，又必须阅读哪一本书，清清楚楚，按计划而行，这样，总能把时间有所规划，也因了规划的缘故，确实也颇有成效，如我现在记忆中能记得的那一大堆世界文学名著，倒确实是托了计划的福才读完了，尽管其中的大部分我已然忘却了。但若不是强制性的阅读，岂能读下这些又厚重，而且充斥着怎么记也记不住的洋人的姓氏与地理的大部头？说来也十分奇怪，阅读世界文学名著与我上学基本上是同步的事情，但，我的英文成绩一直就在60分这条线上停步不前，看来，我只配读“英译汉”的东西。但，我依然死不悔改，读洋人的东西入迷，真个有些食洋不化！父亲曾讥笑我，尽读一些洋鬼子的东西而不读古典名著，整个一个“假洋鬼子”，不过父亲对好莱坞的电影倒从来不反感，凡好莱坞的飞机大炮、暴力枪杀一出现，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了，可见，人心之不可靠。可靠的是母亲的“文化民族主义”心态，一旦见到电视上有洋鬼子的身形晃动，便转头不看，顺便捎上一句“又看这些蓝眼睛的鬼子”，至于西洋的书和其他事物，母亲一概表示怀疑，除非是家用电器，母亲则永远相信日本的东西是优越的。母亲对我和父亲爱看西洋电影是多么憎恶痛绝。不过，也因了父亲母亲不读洋书的缘故，我倒更放心我的洋书了，搁在那里，除我之外，绝不会有第二人去翻阅。
　　
            二
　　
十二三岁的时候，知道了镇子上有个图书馆，管理图书馆的，据说是一北京下放来的老教授，原来是搞音乐的，因为出了点政治问题，才落到这个小地方来。但究竟是不是教授，我就不得而知了，只是老头来海宁十几年，始终没学会讲海宁话倒是事实。老头看上去应有六十多，大约是长期在大学里呆得时间长了，和这镇子上的人长得自然不一般，一口北京白，再加保养甚好的身体以及纯粹知识分子的打扮，更让人心生敬意。有不少认识老头的，都暗自琢磨老头的来历，但终于大家都对北京来的老知识分子的身世的兴趣淡了下去。老头很喜欢我，大概是我常常喜欢去图书馆读书吧，大概是我这常在“敬老院”（图书馆中，常来的都是些文革前的老知识分子，戴着厚厚的老花眼镜，这些老人，现在大约都不在了吧？）中逗留的小孩吧，大概是我幼时十分淘气的缘故，反正，这原因我不得而知了，大约膝下无子女的老年人对幼年的孩童，都常有几分亲近吧。有一次，老头拿了他的家谱给我看，说是按辈分，他是金庸的远方表叔，海宁查家，建国之前，是和陈家齐名的大家族，老头大约是查家的人，但自小就一直生长在北京。老头有多少学问，至今仍是个谜，我看过老头自己编的乐谱，但我根本不懂，又见老头的英语特别好，能读英文原著，还有人约他翻译英文的东西要出版。我一直在想，这神秘的政治原因究竟是什么政治原因？老头自己没说，我也始终没问过。现在有好几年一直在外边飘着，老头究竟如何，我就有些不得而知了。最末一次见着老头，是前年过年的时候，我在镇上买些年货，老头从我身边路过，我问老头，最近在做些什么，老头说，因为老了，图书馆不要他了，他给人教英语，正要去，又问他多大年岁了，他说开年就八十有一了。那天的雾特别大，就此匆匆一别，老头消失在了大雾之中，便再也没见着。我这第一个启蒙老师，应该不是乡中学的老师，恰恰是这个有些神秘莫测的老头。但，我现在真忘记我从图书馆里借了多少书看了，似乎也没借多少正经书看的，倒是经常借写武侠小说看倒是真的，但这些个武侠小说，我是一本也没记得，稍稍有些印象的是金庸的《倚天屠龙记》，是出于虚荣，有时候还真羞于启齿，我竟把大约一两年的时间用在了读武侠小说上边？有两本书，是老头偷偷塞给我的，据说这些书不好找，塞给我的时候，老头有些神秘，好像是从图书馆一个小角落里偷偷摸出来的，一本是《傅雷家书》，另一本是巴金的《随想录》。这两本书，我是好好读了，于今，也几乎找不到印象了。
　　
那个时候，确实是个很贫穷的年代，一到夏天，总有些驼背老人背着个木箱子出来叫唤，“卖棒冰啦，棒冰……赤豆棒冰啦”，声音嘹亮厚实，隔着一个村子，远远就能听见，小时候想吃棒冰，听见声音就很馋，问母亲要五分钱来买，母亲是正色告诉我，棒冰是有毒的，会吃坏人，于是，我总看着别家小孩兴高采烈地去买棒冰，并且也学着母亲的强调正告他们，棒冰是有毒的，吃多了会吃坏人的。后来，事实也证明我母亲是对的，邻居家的小孩果然拉稀了。于是，我不再对棒冰发馋了。可见，在当时，要买一本几毛钱或者一块多的书，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最初在家里找到的书，是一些在角落里找到的发黄的小人书，这些小人书，据说是阿姨小时候的读物了，跟我，起码也隔着十五六岁了吧，常见的，是电影故事和一些神怪故事，这些小人书，我现在忘干净了。后来，又在家里边发现一些《山海经》，讲的也是神怪故事的，这些书，我现在都找不到了，估计是搬家搬的，又或许是母亲坚持不懈的打扫卫生，早把他们送给买废纸的了吧。直到我十五岁左右的时候，才第一次买了本正经的文学书——《罪与罚》。那时候刚读高一，高中以前，认真读过的书中，比《罪与罚》更厚的除了《新华字典》就没别的了，镇子很小，也没书店，高中以前，一直生活在小镇，也不大可能见着大书，家里边，最厚的书，是红宝书，那是母亲用来压鞋垫子的，书页发黄，应该有些年份了吧。买《罪与罚》，也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因为厚，厚而且便宜，还是世界文学名著。这是我当时唯一的价值判断，那时候，我还以为好书的价值是以厚度计算的，当然，字典之类不能算好书。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高中的文学社的老师是海宁市很出名的文化人，应该是王国维学会的会长，有段时间，他兴致很高，给我们开俄罗斯文学的专题讲座，其中就讲到了《罪与罚》，后来，老师去了美国，从此我们的文学讲座就停了，好几回，我都等着老师回来继续我们的文学讲座，但终于没有。那个暑假，倒是这本厚书一直陪伴着我，看得我心惊肉跳，整整几个晚上，睡觉之前总会不停地回想起那些人物，尤其是穷大学生拉斯科利尼科夫砍杀老太婆一节，直让人不寒而栗，这样的阅读体验，后来只有《卡拉马左夫兄弟》曾有。也因了这本小说，我开始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及关于作家的所有著作与论文。但至今我还是有几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没有找到，虽然在图书馆看到，也因为不是自己所有的缘故，总只有为不能占为己有而愤愤不平。
　　
十六岁那年，离我们镇五六公里的一个镇上的小书店里有一本《战争与和平》，这种书在当时看来，是稀罕的东西，小镇上已经有很多小报纸、小杂志，但大型的文学名著却不常有，这是有一次我骑车乱走偶然看到的了。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卷，是《世界古典文学名著译丛》中的一本，价格是48元。48元，在我当时看来，绝对是天价。跑了好几次，那两本厚厚的书翻了又翻，还是没有办法下手，又因为过了十六岁没有压岁钱的缘故，我根本没有指望能买得起这套书了。我去找我父亲，但父亲不允——买这东西做什么，又不能当饭吃？——没办法，只能和父亲订了个条约，如果期中考试进入班里前十名，就给我买。为了能读我喜欢的书，我发奋读不喜欢的书。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月后，我真考入了前十名，父亲不得不履行条约，给了我五十块钱。那天下午，下着暴雨，风也很大，冒着大雨，我用油纸仔细把书包好，带回了家。后来，整整半年的时间，我一直在语文课上读《战争与和平》，语文老师年轻的时候大约也是个文学青年，到了中年了，上课时也不忘猛烈抨击时政，或许是知道我在读名著的缘故，或许是对干巴枯燥的教育体制的反感，便从不干涉，因为这个缘故，我至今很感谢这位善解人意的老师。之后，我读完了所有托尔斯泰的小说，有的还是在语文课上读的；有的是晚上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读的——因为住寝室有熄灯制的缘故，只能配备手电读书；还有的，是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在家读的。直到现在，我依然会常常想起那段读书时光，如今环境变得从容多了，书也买得多了，但读的书却渐渐少了起来。
　　
              三
　　
上大学的时候，有两个朋友和我一样，特别喜欢买书、读书、侃书，渐渐地，三人成了一个小组。我的大学在江西赣州，这个城市特别安静与落后，但书很多，而且多是旧书，是原来的国有企业倒闭之后倒腾出来的，许多书贩子就靠倒腾这些旧书为生。当然，新书则在新华书店。那时候，我对新华书店深恶痛绝，不仅服务态度糟糕，从不打折，有一回，就因为我站着看了一本书，服务员便上来赶我走，大约我的样子不像是能买得起贵重的书的吧。因此，我和新华书店便从此苦大仇深，不到万不得已，是决不和新华书店打交道的。
　　
城市改造之前，赣州的旧书摊随处都是，一般沿着马路而设，街边走去，一个书摊挨着一个书摊。我常常不上课，整个整个下午地在旧书摊前浏览，和老板讨价还价，最后捧一大堆的书回寝室，这样的下午是幸福的下午！大学比中学好的就是晚上不熄灯，卧听风雨夜读书，累了，呼朋唤友，出校门，去街边夜宵摊点些菜，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直到鸡鸣三遍，老板收摊，困顿不堪，才回学校，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累了，休息了。第二天，我依旧去买旧书，总觉得实在太便宜，此时不买，更待何时？
　　
买书多了，也就和旧书摊的老板熟了，熟了，卖给我们的书也越来越便宜，甚至有白送的。每次去旧书摊上，先点根烟，分老板一根，嘘寒问暖，盘问行情以及有什么新进的好书，然后又一本本检阅，见到好的，立马收下。有一次，特别幸运，有一卖旧货的前来，大约是收罗了许多旧书要卖给老板，但二人讨价还价，老板认为他的书只值2元一斤，但卖旧货的非要卖2.5元，结果，生意谈不拢。我上前一看，2.5元的旧书中居然有大把的好书，尤其以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手出版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译丛》为多。于是，我以2.5元每斤的价格买了十斤好书，现在想来，我仍然觉得那天买得少了，那么多书中，我为什么独独就买这些文学类的东西，其中那几麻袋的中国古典笔记小说和一些至今不太懂的古典，干嘛不一起买了？可惜了，这样的买书机会，以后是绝不会再有了。
　　
但，搬书却是最痛苦的事，书堆起来体积大，质量重，又不能随便搬，稍有不慎，就容易破损，所以每次从赣州回家，都是最累最苦的事，一两百本书，得一个人搬，上火车问题不大，因为有同学帮忙，但下火车就我一人，只能咬牙搬书，这个时候，最能体会什么叫做“手无缚鸡之力”。有一年冬天，从赣州回海宁，我选了四百本书，装成四个箱子，叫了四五个同学做帮手，硬是把书扛上了火车，因为冬天，南方还不见热，搬东西不至于汗流浃背，反倒能暖活身体，大家搬了上车，我打了圈烟，在站口对着同学们喊了声“我胡汉三，还会回来的”，于是，就这么回浙江了。好在海宁有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兄弟接站，又因了列车员的帮忙，下车下得也便利。
　　
还有一件事，也很棘手，旧书虽然便宜，但也费钱，买得多了，便也开始囊中羞涩了，毕竟是学生，钱太少了些。书要买，饭也要吃，等到只有吃饭的钱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忧，买书对我来说，是一种鸦片，毫无逃避的办法，几天不买，就浑身不自在，但买了，又没钱吃饭。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我始终都是个乐观的人，坚信“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我依然把钱用在买书上，宁肯饿肚子，岂能不买书？
　　
的确，这样的机会以后是没有再来了，走过广东、浙江、山东很多地方，都很少见有卖旧书的了，即使有卖，品种也很稀少，而且价格特别的高。去掏旧书，往往是乘兴而至，败兴而归。到最后，我干脆就直接找席殊和三联，但我至今保持着不和新华书店打交道的好习惯。

               四
　　
前几天，路过济南街边一个小书摊，看见一本译林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突然想起读高中时那次买《白痴》的经过，不禁眼眶湿润了，同一本书，时过经年，物是人非。那时候，一本译林精装本的《白痴》的价钱是24元，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这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的伙食了。我只好每次去看那本心爱的书，但每次我都不能买。我知道，书店老板的眼光有些恶毒。后来，《白痴》还是买回来了，书也读完了。每次看见这本被我翻得已经有些破旧的书，心中就不免有些失落，多少年过去了，还是这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在陪伴着我，他的书，无论走到哪里，总是随身带着，空了，闲了，我就开始翻开《卡拉马左夫兄弟》，无论是哪一页，无论是哪一段，我都看过无数次了，但依然如以往一般，震撼着我。还有几本书，也是经常带着，经常读的，直到书页都有些破碎了，我还在读，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别尔嘉耶夫的《论人的奴役与自由》，这些书，虽然有些人一再跟我说是没有分量的，但我依然一如既往地喜爱……还有什么呢？很多，很多。
　　
关于书，关于人，还有许多，就让他们留在被遗忘的记忆里吧。这些文字，刚刚写毕的时候，还在济南，还可经常去山大，而修改的时候，人已经北京，看来做书账的宏愿，只能当宏愿罢了。

姐姐

《新阅》杂志第五期目录（4月11日上市）



(论坛：bbs.newlifestyle.com.cn)






主题  20502



（概述）别人：生于八十年代：一项群体社会学研究   7896



（关键词）张鹭：青春、理想主义、责任意识       2375



（摇滚）田禾：“80后”的精神乌托邦           3439



（文学）恭小兵：关于“80后”文学的一份非正式报告  5072



（特稿）邓晓芒：感谢青春的迷惘              1720



IE小报：韩寒PK白烨——“80后”的话语权革命？    3605






论语  8679



（闲谈）刘洪波：历史怎样“点播”                 1808



（观点）梁捷：也谈郭德纲现象                    2800



（人物）柯濂，白格，胡坚： 他用智慧建构诗意的世界      4071



                      ——我们眼中的王小波   






书话  11106



（书趣）墨斗：巴西版的“心灵鸡汤”    2391



（书评）羽戈：米格尔街的哀与怒     3166



（书事）张晓波：书、岁月、生活      5549  






文学  14345



（行走）唐磬：黑白的脚印踩着南方彩色的云朵  5156



（海外）葛红兵：马六甲的郑和像          2136



（小说）王倩：钟在时间之外            5895  



（诗歌）苏江：在回忆中寻找一些温暖的词汇   1158






艺术 11039



（纪念）手指天堂：天使归来——“哥哥”三年祭      3111



（音乐）杨维涓：为不高兴的快乐                2889



（电影）七西：榴莲的味道                    2036



（打口青年）Stalker：那些张扬的年轻人——青春影像志  3003  






博客  4888



萧武：伪戏迷录：宋太祖的脸谱      2100



白龙：两半人                 1100



jasmine：未婚妈妈给未来宝宝的亲笔信  1688

姐姐

编者按：今年的4月11日是王小波先生的九周年祭日。这位对“无性、无智、无趣”的生活深恶痛绝的作家，在九年前因为心脏病永远离开了我们。关于王小波的创作对当代中国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意义，已经有很多作家、学者进行了分析，但这不是本刊最关注的问题。对于普通青年读者而言，重要的可能是他的小说和杂文给我们的阅读过程带来的乐趣与思考。因此我们选编了这组短文，如果说这组不同视角的文章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其个人化的色彩，不带任何预设立场的读解。谨以此表达我们对小波先生的怀念！

              他用智慧建构诗意的世界
——我们眼中的王小波

       　             文学圈的局外人
                                          柯濂

他说，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现在他死了，死得很平凡，平凡得同他的出生，可是他死得很痛苦很痛苦，他靠在墙上，嘴里紧咬着白白的墙灰。在这之前，他挣扎了两个小时，他发出了好几声痛苦的嚎叫，然而没有人来，于是他便只有死掉了。
   妻子远在英国，老母亲八十多岁了，没有人知道他有会死人的心脏病，包括经常混在一起的外甥、“水木年华”的前成员姚勇。为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而这个群体是不惯于发表意见的。
   五十年代他在北京的一个小胡同里出生了，除了丑，表现得和其他的初生儿没有任何不同，嘴里没含通灵宝玉,也没有满屋扑鼻的异香，或许还有点与众不同的表现就是浑身长满了日后他的作品里的主人公那样的又黑又丑的毛（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一个作品与作者之间联系的猜测）。五十年代有点奇怪，那个年代的人头天晚上一起喝酒明天就给你打小报告，所以他的父亲就被人打了小报告，所以他的童年就过得不是很舒服，所以他就不是太健康，所以他才会英年早逝——一切皆有缘由。他有点小聪明，他会偷父亲柜子里的书看，所以在一群玩泥巴的小屁孩中他就显得早慧，但也没人认为他以后会成为一位作家。那年月作家太神圣，是红旗车里端坐的高级干部，这就一直影响到若干年后，在他写出了许多有趣的文字后，他还是一个局外人——一切皆有缘由。
   六十年代末他去了云南，去认识了日后他写到的铁匠阿伦大哥，可能还有乳胸饱满的医生陈清扬。这是一次伟大的会面，没有它，就无法见证那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黄金时代”。
   七十年代初他回到了北京，他只有呆在一个街道小厂里。他应该认识老鲁，因为她是厂里的革委会主任，更重要的是她的裸体素描经常出现在厂里的男厕所里，这让人印象深刻。还有x海鹰，这是他长期以来的意淫对象，还有姓黄或白或蓝的女大学生，她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他“革命时期的爱情”。
   八十年代中他飘荡到了美国，在中餐馆里洗盘子之余，也学点花里胡哨的小手艺，比如给大鼻子教授编按行计酬的名叫“caonima”的电脑程序。在实在无聊的时候，他也会看点书，半懂不懂的去了解什么罗素、卡尔维诺。不管怎么着，他弄到了一个正经八百的硕士学位。喝过了洋墨水，他就想回国了，于是就跑到北大、人大去种桃植李，然而不久他就觉得不够幽默。他一生都是一个追求好玩有趣的人，所以他炒了中国最牛逼的大学的鱿鱼。到此为止，他和文学基本无关。
   可是九十年代，他却辞职搞专职写作。他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到了1997年，也就是Hongkong回归的年份，举国欢腾，他却死了，死在四月，徐志摩谈恋爱的月份。他都写了些什么？噢，不太清楚，没见他发表了多少作品。这是普通读者的问与答，可是专家说，他是中国文坛外的真正高手，中国现代最优秀最伟大的作家，如果中国十年之内有人拿诺贝尔文学奖，只要他不死，就一定是他，于是许多出版社争先恐后出版他的手稿、小说、随笔、文艺评论……一本接一本，赚得盆满钵满。于是中国大多数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知道了，有一个住在北京码字儿的人，叫王小波，不叫王蒙，也不叫王朔。
王小波的一生与他所钟爱的卡夫卡有着鬼使神差般的相似。他们的写作都是处在“业余”级别，写出的东西不被认识，难以发表；毕生都游离在正统的文学圈子之外，几乎是默默无闻；都在四十多岁时悄悄弃世，才华不得充分彰显，然而却赢得身后名，哀荣无限，一下子涌现出许多的知音和崇拜者，被抬升到大师巨匠的高度，成为文学界和思想界聚焦的热点。不过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每当时髦的“大师”们袖手无为之时，出来救场的往往是些角落里不起眼的小人物——这就是历史的悖论。

我阅读史中的王小波
　　                                     白格

王小波在《黄金时代》的后记里写到，在上个世纪初叶有一位英国画家把伦敦的天空画成了红色，引起轩然大波。“天空应当是蓝色的，但实际上是红色的；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众所周知，马克思所谓充斥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有一段不那么光彩的历史。到了现在，泰晤士河不再翻滚着黑臭，布莱克笔下悲惨的扫烟囱的小男孩也踪迹不见；这不是说这段历史可以被轻易原谅——一个事实是，人们为矫正这些错误和悲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在我们这里，关于一些事情是否应当被矫正的共识还没有形成。王小波不是伟人，但我以为他没有撒谎。
　　围棋国手马晓春有一句名言，“世界冠军的棋别人哪里看得懂”。棋手的价值表现在棋盘上，他不需要向外行、棋迷、业余棋手甚至是专业同行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下”，“这一手棋价值何在”。而著作家的难局在于，在作品之外，还常常需要向外行解释，乃至推销自己的理念。甚至有时候，推销能力决定了社会对其作品价值的认可程度。稍微反省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生活中从来就不缺乏推销和贩卖观念的高手，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和有价值的人的形象却始终闪烁不定。现在大约可以肯定说，王小波既是推销观念的高手，也是有价值的著作家。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他是这样。
　　我至今能记得《三十而立》这个中篇从头到尾带给我的失落感，不是压抑，不是苦闷，不是空虚，而是失落的酸楚。在王二看来，眼前这个世界如同一个受精的场所。“我要做个正经人，无非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我至今不敢断定，这句话里包含着多少王小波本人对世俗生活格调的反抗，多少是调侃。人之不肖譬如鼠也，这也许算不上多么高明的比喻。人毕竟和老鼠想去甚远，我们也有一千种以上的理由不为挣棉花而活；但这只是理由而已，谁都无法证明。现在的我大约不会再为这种青春期的忧郁所打动，但我仍不能保证自己的生活已经得到了充分地省查。记得艾略特曾把萧伯纳讥为“自青春期开始就不再成长的侏儒”，然而在他们那个时代，剧场每晚上演的是《卖花女》、《芭芭拉上校》，而不是《大教堂谋杀案》。情感比理性更容易占得上风，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些不易省察的弱点吧。
　　《时代三部曲》我当时买过一套，后来王小波的“新作”不断出版，连电脑里的“残篇”也被挖了出来，且一出就是一大本。为了搜集这些作品，我又买了很多内容重复的书，其间丢了好几本，加上回忆录，纪念文集，画传，王小波有关的书差不多买了十来本。即便如此，现在我还是找不到那本《白银时代》了。这些书都放在书架上，平常很少去翻动。我情愿告诫自己，永远活在青春期里就不会有成长。然而我随时有可能去打开它们，读上一两页，就像老友重逢，人的内心总有些位置要留给那些特殊的人，这是不因时间和体验而改变的。
　　有人惋惜王小波早逝而没能写出更好的小说，我以为不然。我们对喜爱的著作家总期望他们能超越时代成就永恒的东西，历史告诉我们永恒是多么困难。王小波是值得谈论的，这就足够了，我们又何必要苛求太多呢？

            镜像逃逸——王小波构筑的另一个世界
                                          胡坚

   在花城版的《黄金时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带有解读性质的句子：“他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获得了价值境界上的全线胜利。”如果将《黄金时代》一书的最初写作时间锁定于1984年王小波赴美留学之后，那么，我们会发现在他后期的创作中，这最后一个据点失守了。
   他到哪儿去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仅仅是上文中所引述的“价值境界上的全线胜利”就对意图寻找该问题答案的读者进行了充分暗示，如果你一路读下去，不久你就会在小说正文开始之前发现王小波本人的回答：“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很多人都深恶这样一个“无性、无智、无趣”的世界，有的人在这文中选择了用死亡的方式来解脱，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了逃逸，逃向了镜中的世界。
镜子是文艺作品中常见的隐喻，古希腊神话中柏尔修斯杀死女妖美杜莎，正是凭籍着一面光亮如镜的盾牌反射。从一个虚幻的角度进行努力，而获得了现实的效果，我们不能说这样的一个镜中世界是个太虚之境。穆旦有这样一句诗：“我们都信仰背面的力量，只看见他走向疯狂”。王小波选择的镜中逃逸之路与此不同，正如卡尔维诺所言：“我不是说要逃避到幻想与非理性的世界中去，而是说我应该应该改变方向，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以另一种逻辑，另外一种认识与检验的方法去看待这个世界。”
在此不妨先设想一个人生活在和我们现有的时间维度相反的宇宙中，我说的就是镜中世界，这里的无序度和熵量随时间而减少，我们看来熵增现象天经地义，而在他们看来是岂有此理。比如王小波列举的例子：爬山。我们看来会导致肌肉酸痛，还可能摔出脑浆，而且又没有好处，谁去干这种事简直是失心疯；但在那一个宇宙中，有山在那里，不去攀登简直就是对不起上帝，所以他们被问道为什么要爬山时，就会天经地义地回答：“因为那座山在那里啊！”镜中世界是一个反向世界，左右颠倒。但在颠倒中又有不颠倒——例如上下，男女。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解释我们在阅读《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时候常常会产生的那些无法言说的奇异感受。这显然不是前人评论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致。也许就小说的语言艺术而言，这两部比不上千锤百炼的《黄金时代》，这也正是王小波一直认为在他所有作品中，《黄金时代》让他最满意的原因。但在这里我更愿意相信昆德拉的话：“小说有它本身的智慧，有时甚至超过了作者本人”。“白银”与“青铜”二书因为站在了一个与现实完全相反的角度进行了书写，因而具备了《黄金时代》所不具备的一些特性。
《青铜时代》是在书写历史(不同于历史教科书里的“历史”)，由于是站在了镜中世界的相反时间维度，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概念被最大限度地模糊了。作者没有义务记录一桩桩历史事件，然后穿凿附会地进行戏说。他具体写下了什么，无法言说。同样无法言说的还有《白银时代》。它是在书写未来，但显然和托夫勒一点关系也没有，和奥威尔也没有什么联系，和《星球大战》更是八竿子打不着。如果一定要从我所见过的文本中寻找一个与之相似的，那只有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和王小波自己的《青铜时代》。
   历史和未来绕过了今天，奇妙地交汇了，这出现在镜中世界里的时空维度里。我们也许很难想象，但是海德格尔在很久以前就说过：在世内的非本真存在中，过去与将来的距离接近最小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