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八十年代的书桌：“五四神话”渐渐坍塌了

夕阳秋草

伍国





　　知识份子对中国社会变迁是否有清醒的认识，是否为营造一种恰当的政治文化尽到了责任，对此问题是应该反省和检讨的。

　　------徐友渔

　　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纪后，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怀旧曾经悄然成为一股潮流。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刚刚从极左的蒙昧中挣脱，曾被称为一个“新启蒙”，“新理性”的时代，近代西方思想大量被译介进入中国大陆，各种学会，编委会，研究所层出不穷，至今仍有人恋恋不舍地怀想“八十年代的书桌。”[1] 八十年代的潮汐退去后，一本由杨德广主编的《西方思潮与中国大学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从大学校园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学生接受西方思潮影响的状况，此书建立在大量实证调查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客观地分析了西方思潮在躁动的八十年代中国校园中的影响，虽然这本书理所当然地对“八十年代的书桌”持批评态度，但仍然不乏资料和思考价值。

　　根据此书中的统计，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的《学术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等。杨德广指出，“（85年后，）西方思潮的传播加剧，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尼采，叔本华的超人哲学，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西方思想与八十年代大学生中日渐觉醒的自我意识，个人主义乃至迷茫和焦虑汇合，刺激了学生中的怀疑，苦闷和自我中心倾向。杨德广专门提到了萨特存在主义对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理论魅力在于：其否定了一切偶像，观念，和既定价值传统；印证了大学生对于人生的孤独体悟；萨特的绝对自由价值观满足了绝大多数学生实现自我的精神渴望。

　　杨书引八十年代中后期对上海十三所高校的一项调查表明，“位于阅读人数前十名的译著顺序分别是：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萨特《存在与虚无》，布戈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尼采《悲剧的诞生》，弗洛伊德《日产行为的心理分析》，里夫金，霍化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尼采《瞧：这个人》，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 杨德广指出，在1985年和1986年间，拥有和看过一至二册以上书籍的人高达百分之八九十，还指出卡夫卡，加谬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校园中的广泛影响。

　　杨书将以上提及的书籍和相关思想统称为“西方哲学思潮”，这样的命名方式容易使人以为这些书籍代表了“西方哲学。” 然而，整个“新启蒙运动”的某种悖论与错位似乎恰恰藏在这些“西方哲学”引进和传播的偏狭之中。

　　大英百科全书在“启蒙运动”项下的第一句就是“启蒙运动的核心是运用和主张理性”，指出其最终结果是建立在天然权利（natural rights）上的更高的社会组织，并在“自由主义”项下指出自由主义是启蒙主义运动的一大成果。从时代和内容上看，以上在八十年代中国大学校园流行的，作为“整个社会社会变革的一种全新的精神资源”（见朱健国文）的书籍全部是二十世纪以后的西方（欧陆）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著作，并不包括更早时期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也不包括同期的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或许是被擅长追逐新思潮的中国文化界视为落后过时，启蒙运动时代真正有价值的核心思想—卢梭的社会契约观念，穆勒和洛克关于自由主义的经典论述，孔德的实证主义，乃至托克维尔，托马斯?佩恩的政治哲学???都没有成为新启蒙关注和传播的对象，尽管它们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传播和领悟远远不够充分。

　　从地域上看，这些最流行的著作都仅代表欧洲大陆（德国，法国，奥地利，不含英国）在20 世纪后的自我否定和由探究客观物质世界到观照人类内心世界的哲学转向，而这一转向，是在西方已经完成工业化，确立了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后，对17，18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的修正和重估。与启蒙主义倡导科学和理性相反，自1890年以后，欧陆哲学家就开始重新评估理性和实证主义的价值。他们在康德和叔本华唯心主义的旗帜下聚拢来，否定启蒙运动确立的客观理性价值，重新向人的内心寻求价值的所在。弗洛伊德以童年的经历，被压抑的性欲和潜意识来解释人的心理和社会。个体的主体性的根基由理性转为成为建立在主观情感和本能之上。尼采则提出权力意志思想，并成为后来德国纳粹主义的思想武器。尼采的思想诞生在德国并非偶然，与盛行实证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英国相反，德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国度，唯心主义被称为德国人的第二天性，西方学者也承认，“在德国，实证主义从来没有坚实的基础。”[2] 一位美国学者如此评价二十世纪初年的非理性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他们蔑视心智理解现实的能力，嘲笑自由—理性（liberal-rational）的传统，赞美非理性的爆发，在某些时候赞美暴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些非理性思潮被肆无忌惮的煽动者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了，他们寻求动员和操纵群众 。”[3] 与此相对，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思想认为人类社会通过一系列不同的阶段发展，而在商业和自由企业制度中达到高潮，另外， 亚当?斯密指出，经济领域的变化与政治领域的结构转化将携手并进，由此，一个商业自由的制度将在公民和政治自由得到保障的宪政秩序中得到保障。

　　非理性思潮何以能成为“新启蒙”的思想资源呢？回望中国近代史会发现，西学的传播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粗浅无序的状态。梁启超在评价二十世纪初的译书热潮时曾说，“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4] 如果说从戊戌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之间，尚有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等种种思潮的比较鉴别，尚有由严复发韧的19世纪达尔文—孔德—穆勒--斯宾塞 一系英，法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尚有胡适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强调“问题”而非“主义”，则八十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却在“加剧传播”着从欧陆哲学中截取的非理性和唯意志的思想断片和宣扬孤独和荒谬的存在主义哲学。受大学生们欢迎的存在主义哲学没有对自由和责任，个人与社会的界定，而是宣扬绝对自由，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曾经声称：“人不可能时而是奴隶，时而自由；他完全和永远自由，否则就是毫无自由” ，而他本人最后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潮不仅与启蒙运动的理性本质不符，与启蒙运动自信乐观的精神气质也不吻合，更不可能带来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作为“当代思潮”引入中国后，它们不仅不能真正起到启蒙和普及自由，民主观念和理性的操作方式的作用，反而与大学中原本存在的颓废和冲动的校园亚文化合流，孕育了一种表面日趋激进和极端，而内心深藏虚无和绝望，甚至不计后果的文化心理。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在尚未完成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启蒙（如福泽谕吉在日本所做的那样）的时候，又为主观唯心主义思潮吸引，这种传播和接受上的双重偏差导致了“启蒙”的根本错位和南辕北辙的效果。在叔本华的悲观和萨特的虚无思想下孕育出的“启蒙运动”必然地缺少理性精神。八十年代学生的文化心理始终呈现着一种内在矛盾，一方面本能地将自己看作承载民族命运的五四精神传人和救国救民的先驱，一方面又在非理性的和情感主义的狂热与绝决中吸取行动的动力。

　　造成这种偏差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八十年代中期从事文化思想传播的先驱，本身就是在文化思想断层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曾经在一种高度孤立和局限的思想环境中成长，被极左时代的极端理想主义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经历了痛苦的反思，改革开放的巨大转变后，首先感到需要唤醒的是压抑已久的对自我的认知，对人的价值和人的存在的反省。这个时代人们关注的，是如何从无所不包的统治意识形态中，挖出一切原先的附属物——个体，文学，思想——的“主体性。” “主体性”原本是五四时期一大文化和文学主题，于是，华裔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王徳威教授曾将此视为一个有趣现象：“为什么，在五四运动七十年之后，中国作家仍在执着于一种西西弗斯式的（重新）获得主体性的求索？”[5] 而这一求索，实与1949年后中国大陆封闭的现实环境，个人的曲折经历，际遇紧紧相连，因此，能够解答某种人生困惑的存在主义和现代心理学著作，在此期成为受到学者学生追捧的热点也就不奇怪了。如同顾则徐先生回忆的，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年代之交，弗洛依德还是“洪水猛兽中的洪水猛兽”，不过五六年间，却成为“满村争说” 的宠儿，其间的急速和仓促可想而知。（在此我实在想对顾则徐先生在《深重残疾的天之骄子——一个“新三届”人的反思》一文中表现出的自省精神表示敬意。任何“拷问”的目的都是为了变得更好，而拷问的利刃必须随时指向自己，今天，“七十年代人”开始如痴如醉地构筑自我认同，象一群遗少一样把阿童木和小人书都把玩个遍，我忝列这代人中，却也不由自问，“七十年代人”有那么神圣么？当我们拷问余秋雨，乃至钱钟书的时候，我们或许有理，但是否也的确是因为有他们挡住了历史的袭来，所以我们的腰没有被撞疼？）

　　随后，这股潮流又被推向对现代史的重估乃至对整个中国文明的再认识。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回忆说，他在八十年代末期的北京被告知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一个有25万中国大学生参加的调查中被评为过去十年间（1978-1988）最好的书。[6] 此刻，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近现代史上曾经由梁启超反复论说的个人与社会的权限问题，胡适，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等人艰难地传承的中国自由主义（费正清所说的Sino-liberal？）思想，较为温和的政治态度，理性的精神，已基本断裂，而尚待下一个十年中后来者的逐渐发掘。八十年代承担某种“启蒙”责任的人从文革话语径直转向了二十世纪欧陆现代思潮，在重构“主体性”的号召下，从一种非理性匆匆滑向另一种非理性，实在无暇再思考“群己权界”，“法的精神”，“实证主义”这样的话题了。

　　当然，一些来自西方的思想，绝不可能完全承担八十年代思潮的全部责任。在人们意识最深处起着最大支配作用的，其实还是一个自梁启超，陈独秀，毛泽东开始就不断渲染，并由国家加以放大的“五四神话。”这一神话的核心并不是某几个具体的文化理想，而是一种对青年，对学生，对“知识分子”的功能和作用的无限夸大。当这种纯中国的文人自我期许和尼采的狂热，卡夫卡式的绝望和加谬式的荒谬感以及对现实的不满组成一个奇妙的混合体，弥漫在大规模的社会深层心理中时，启蒙者们有一天突然发现他们呼唤“理性”的嗓音在学生的冲动面前是多么孱弱，他们的规劝是多么无力，他们的尴尬和难堪是不言而喻的。[8] 从本质上说，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和诗歌的年代，是红高梁家族，小鲍庄，孩子王，爸爸爸的年代，非理性思潮本身也更适合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创造而不是社会政治的重构。直到九十年代以后的书桌上，才出现了胡适，顾准，王小波，以及哈耶克和卡尔?波普尔们更为冷静地指向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是指向人生困境，关注形而上学的著作，它们给予巨大脑震荡后的读者新的眼界和启迪，而文学和诗歌终于盛况不再，“五四神话”也渐渐坍塌了。

　　潮起潮落，“八十年代”终究隐遁了，连同它的喧嚣，亢奋和局限。对曾经经过那个时代的人而言，它象一去不返的青春一样可堪记念，然而时间不止，书桌不死，九十年代后直至新世纪的书也还是在静默中固执地一本本铺开，这该算是对八十年代那张书桌的最好缅怀吧。

　　

夕阳秋草

伍国





　　知识份子对中国社会变迁是否有清醒的认识，是否为营造一种恰当的政治文化尽到了责任，对此问题是应该反省和检讨的。

　　------徐友渔

　　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纪后，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怀旧曾经悄然成为一股潮流。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刚刚从极左的蒙昧中挣脱，曾被称为一个“新启蒙”，“新理性”的时代，近代西方思想大量被译介进入中国大陆，各种学会，编委会，研究所层出不穷，至今仍有人恋恋不舍地怀想“八十年代的书桌。”[1] 八十年代的潮汐退去后，一本由杨德广主编的《西方思潮与中国大学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从大学校园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学生接受西方思潮影响的状况，此书建立在大量实证调查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客观地分析了西方思潮在躁动的八十年代中国校园中的影响，虽然这本书理所当然地对“八十年代的书桌”持批评态度，但仍然不乏资料和思考价值。

　　根据此书中的统计，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的《学术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等。杨德广指出，“（85年后，）西方思潮的传播加剧，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尼采，叔本华的超人哲学，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西方思想与八十年代大学生中日渐觉醒的自我意识，个人主义乃至迷茫和焦虑汇合，刺激了学生中的怀疑，苦闷和自我中心倾向。杨德广专门提到了萨特存在主义对于当代中国大学生的理论魅力在于：其否定了一切偶像，观念，和既定价值传统；印证了大学生对于人生的孤独体悟；萨特的绝对自由价值观满足了绝大多数学生实现自我的精神渴望。

　　杨书引八十年代中后期对上海十三所高校的一项调查表明，“位于阅读人数前十名的译著顺序分别是：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萨特《存在与虚无》，布戈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尼采《悲剧的诞生》，弗洛伊德《日产行为的心理分析》，里夫金，霍化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尼采《瞧：这个人》，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 杨德广指出，在1985年和1986年间，拥有和看过一至二册以上书籍的人高达百分之八九十，还指出卡夫卡，加谬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校园中的广泛影响。

　　杨书将以上提及的书籍和相关思想统称为“西方哲学思潮”，这样的命名方式容易使人以为这些书籍代表了“西方哲学。” 然而，整个“新启蒙运动”的某种悖论与错位似乎恰恰藏在这些“西方哲学”引进和传播的偏狭之中。

　　大英百科全书在“启蒙运动”项下的第一句就是“启蒙运动的核心是运用和主张理性”，指出其最终结果是建立在天然权利（natural rights）上的更高的社会组织，并在“自由主义”项下指出自由主义是启蒙主义运动的一大成果。从时代和内容上看，以上在八十年代中国大学校园流行的，作为“整个社会社会变革的一种全新的精神资源”（见朱健国文）的书籍全部是二十世纪以后的西方（欧陆）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著作，并不包括更早时期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也不包括同期的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或许是被擅长追逐新思潮的中国文化界视为落后过时，启蒙运动时代真正有价值的核心思想—卢梭的社会契约观念，穆勒和洛克关于自由主义的经典论述，孔德的实证主义，乃至托克维尔，托马斯?佩恩的政治哲学???都没有成为新启蒙关注和传播的对象，尽管它们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传播和领悟远远不够充分。

　　从地域上看，这些最流行的著作都仅代表欧洲大陆（德国，法国，奥地利，不含英国）在20 世纪后的自我否定和由探究客观物质世界到观照人类内心世界的哲学转向，而这一转向，是在西方已经完成工业化，确立了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后，对17，18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的修正和重估。与启蒙主义倡导科学和理性相反，自1890年以后，欧陆哲学家就开始重新评估理性和实证主义的价值。他们在康德和叔本华唯心主义的旗帜下聚拢来，否定启蒙运动确立的客观理性价值，重新向人的内心寻求价值的所在。弗洛伊德以童年的经历，被压抑的性欲和潜意识来解释人的心理和社会。个体的主体性的根基由理性转为成为建立在主观情感和本能之上。尼采则提出权力意志思想，并成为后来德国纳粹主义的思想武器。尼采的思想诞生在德国并非偶然，与盛行实证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英国相反，德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的国度，唯心主义被称为德国人的第二天性，西方学者也承认，“在德国，实证主义从来没有坚实的基础。”[2] 一位美国学者如此评价二十世纪初年的非理性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他们蔑视心智理解现实的能力，嘲笑自由—理性（liberal-rational）的传统，赞美非理性的爆发，在某些时候赞美暴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些非理性思潮被肆无忌惮的煽动者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了，他们寻求动员和操纵群众 。”[3] 与此相对，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思想认为人类社会通过一系列不同的阶段发展，而在商业和自由企业制度中达到高潮，另外， 亚当?斯密指出，经济领域的变化与政治领域的结构转化将携手并进，由此，一个商业自由的制度将在公民和政治自由得到保障的宪政秩序中得到保障。

　　非理性思潮何以能成为“新启蒙”的思想资源呢？回望中国近代史会发现，西学的传播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粗浅无序的状态。梁启超在评价二十世纪初的译书热潮时曾说，“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4] 如果说从戊戌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之间，尚有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等种种思潮的比较鉴别，尚有由严复发韧的19世纪达尔文—孔德—穆勒--斯宾塞 一系英，法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尚有胡适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强调“问题”而非“主义”，则八十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却在“加剧传播”着从欧陆哲学中截取的非理性和唯意志的思想断片和宣扬孤独和荒谬的存在主义哲学。受大学生们欢迎的存在主义哲学没有对自由和责任，个人与社会的界定，而是宣扬绝对自由，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曾经声称：“人不可能时而是奴隶，时而自由；他完全和永远自由，否则就是毫无自由” ，而他本人最后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潮不仅与启蒙运动的理性本质不符，与启蒙运动自信乐观的精神气质也不吻合，更不可能带来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作为“当代思潮”引入中国后，它们不仅不能真正起到启蒙和普及自由，民主观念和理性的操作方式的作用，反而与大学中原本存在的颓废和冲动的校园亚文化合流，孕育了一种表面日趋激进和极端，而内心深藏虚无和绝望，甚至不计后果的文化心理。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在尚未完成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启蒙（如福泽谕吉在日本所做的那样）的时候，又为主观唯心主义思潮吸引，这种传播和接受上的双重偏差导致了“启蒙”的根本错位和南辕北辙的效果。在叔本华的悲观和萨特的虚无思想下孕育出的“启蒙运动”必然地缺少理性精神。八十年代学生的文化心理始终呈现着一种内在矛盾，一方面本能地将自己看作承载民族命运的五四精神传人和救国救民的先驱，一方面又在非理性的和情感主义的狂热与绝决中吸取行动的动力。

　　造成这种偏差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八十年代中期从事文化思想传播的先驱，本身就是在文化思想断层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曾经在一种高度孤立和局限的思想环境中成长，被极左时代的极端理想主义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经历了痛苦的反思，改革开放的巨大转变后，首先感到需要唤醒的是压抑已久的对自我的认知，对人的价值和人的存在的反省。这个时代人们关注的，是如何从无所不包的统治意识形态中，挖出一切原先的附属物——个体，文学，思想——的“主体性。” “主体性”原本是五四时期一大文化和文学主题，于是，华裔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王徳威教授曾将此视为一个有趣现象：“为什么，在五四运动七十年之后，中国作家仍在执着于一种西西弗斯式的（重新）获得主体性的求索？”[5] 而这一求索，实与1949年后中国大陆封闭的现实环境，个人的曲折经历，际遇紧紧相连，因此，能够解答某种人生困惑的存在主义和现代心理学著作，在此期成为受到学者学生追捧的热点也就不奇怪了。如同顾则徐先生回忆的，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年代之交，弗洛依德还是“洪水猛兽中的洪水猛兽”，不过五六年间，却成为“满村争说” 的宠儿，其间的急速和仓促可想而知。（在此我实在想对顾则徐先生在《深重残疾的天之骄子——一个“新三届”人的反思》一文中表现出的自省精神表示敬意。任何“拷问”的目的都是为了变得更好，而拷问的利刃必须随时指向自己，今天，“七十年代人”开始如痴如醉地构筑自我认同，象一群遗少一样把阿童木和小人书都把玩个遍，我忝列这代人中，却也不由自问，“七十年代人”有那么神圣么？当我们拷问余秋雨，乃至钱钟书的时候，我们或许有理，但是否也的确是因为有他们挡住了历史的袭来，所以我们的腰没有被撞疼？）

　　随后，这股潮流又被推向对现代史的重估乃至对整个中国文明的再认识。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回忆说，他在八十年代末期的北京被告知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一个有25万中国大学生参加的调查中被评为过去十年间（1978-1988）最好的书。[6] 此刻，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近现代史上曾经由梁启超反复论说的个人与社会的权限问题，胡适，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等人艰难地传承的中国自由主义（费正清所说的Sino-liberal？）思想，较为温和的政治态度，理性的精神，已基本断裂，而尚待下一个十年中后来者的逐渐发掘。八十年代承担某种“启蒙”责任的人从文革话语径直转向了二十世纪欧陆现代思潮，在重构“主体性”的号召下，从一种非理性匆匆滑向另一种非理性，实在无暇再思考“群己权界”，“法的精神”，“实证主义”这样的话题了。

　　当然，一些来自西方的思想，绝不可能完全承担八十年代思潮的全部责任。在人们意识最深处起着最大支配作用的，其实还是一个自梁启超，陈独秀，毛泽东开始就不断渲染，并由国家加以放大的“五四神话。”这一神话的核心并不是某几个具体的文化理想，而是一种对青年，对学生，对“知识分子”的功能和作用的无限夸大。当这种纯中国的文人自我期许和尼采的狂热，卡夫卡式的绝望和加谬式的荒谬感以及对现实的不满组成一个奇妙的混合体，弥漫在大规模的社会深层心理中时，启蒙者们有一天突然发现他们呼唤“理性”的嗓音在学生的冲动面前是多么孱弱，他们的规劝是多么无力，他们的尴尬和难堪是不言而喻的。[8] 从本质上说，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和诗歌的年代，是红高梁家族，小鲍庄，孩子王，爸爸爸的年代，非理性思潮本身也更适合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创造而不是社会政治的重构。直到九十年代以后的书桌上，才出现了胡适，顾准，王小波，以及哈耶克和卡尔?波普尔们更为冷静地指向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不是指向人生困境，关注形而上学的著作，它们给予巨大脑震荡后的读者新的眼界和启迪，而文学和诗歌终于盛况不再，“五四神话”也渐渐坍塌了。

　　潮起潮落，“八十年代”终究隐遁了，连同它的喧嚣，亢奋和局限。对曾经经过那个时代的人而言，它象一去不返的青春一样可堪记念，然而时间不止，书桌不死，九十年代后直至新世纪的书也还是在静默中固执地一本本铺开，这该算是对八十年代那张书桌的最好缅怀吧。

　　

楠姐

是原创啊，好强啊